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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题材为什么受到观众如此厚爱？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城乡。每个城镇家庭几乎都能摊上一个至几个下乡知青。从那时起，知青的命运就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在了一起。在这一人生逆旅中，产生了亢奋与痛苦、迷惘与彷徨、孤独与欢乐，演绎出无以计数的故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喧嚣归于沉寂，记忆渐渐变得朦胧与淡忘了。然而对那些家庭与那一部分人的那些记忆永远是说不完也写不尽的故事，永远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通的社会热点。前不久首都体育馆以及全国各地的知青聚会告诉人们，他们没有忘掉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是一种怀旧心理，而且随着社会的变革，这种心理会越发变得强烈起来。

这就是反映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与小说一问世极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原因。这不由我想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敲》、描写买卖奴隶的黑人迁徙小说《根》，以及《辛德勒的名单》、《南京大屠杀》。尽管时间已过去几十年或一个世纪，人类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与警醒，得到理解与接受。历史不会衰老，可怕的是人们自己变得衰老与健忘。

在出版“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和《叶辛文集》十卷本的江苏南京，报上几乎天天在刊登和《孽债》有关的文字，其中一篇颇有意思地以“遗弃与重逢”为题谈及：

《孽债》不期而至的成功和轰动，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品本身。遗弃与重逢，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恒久不衰的世界性题材，是藉此展示人性变异的富矿和良港。已经成功地操练出诸如《蹉跎岁月》等知青题材作品的叶辛，既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愿重复别人。他以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从良知，从亲情这么一种细缕而又强烈的感情关系中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通过他们，营造了一种自然熨帖的生态心绪及氛围，折射出当今大上海的世态人心。

把感情扭曲了给人看，是叶辛在把握遗弃与重逢这个大命运时最成功的操作，也是《孽债》打动人的主要原因。“孽债”本来只属于沈若尘、梁曼诚、吴观潮他们，而不属于孩子。五个寻亲的外来孩子千里迢迢走进一个个陌生而又有着血缘关系的上海家庭，他们并不是来寻讨或索取，只是为了亲情，为了想念，为了那一丝触摸不着的血脉的相连。这本是纯洁而又真诚的情感，然而，他们却像做错了什么，整日惴惴不安，懂事地注视着“亲人们”的反应和脸色。当情与理、情与爱、情与恨、情与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动的场面不合时宜地展露在他们本应单纯的生活空间时，他们只能抱着爱心而来，受着伤害而去，这怎能不叫人心酸难禁？这样的情感扭曲叫人怎能无动于衷？孩子们代大人们，代他们尚不知晓的那个年代承担“孽债”，这对一切有良知人的心灵世界的撞击无疑是巨大的。

以上只是众多报刊评论中的零星几篇文字，说的都是好话。我想，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我也应该客观地写一写当时好评如潮中的一些批评意见。想必这也是今天的读者所关心的罢。

（2001年8月）

对于《孽债》的批评（1）

在一片叫好声中，随着《孽债》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也出现了一些感觉不足的议论和批评。

最先提出不满足的，还是上海的观众。他们认为：编导在这个剧中写了五种类型的家庭，笔墨用得较为平均。有时某一个家庭的戏刚刚看出一点味儿来，又跳到另一个家庭上去了。如果在某几个点上能写得更集中、更深一点，也许会更有看头。

还有观众认为，在某些段落和语言节奏的把握上，可以更紧凑一些。

读到这样的批评意见，我本人觉得是很善意，很到位的。

有北京的观众则比较直率地指出：我看《孽债》，透着假的模式。那拨找爹娘的孩子，也忒小了点吧。那时的孩子怎么说也该十八九岁了吧。还有，一边看演员表演，一边还要死盯着字幕，两集看下来真让人累得慌。我不喜欢他们说上海话。

不喜欢在荧屏上听上海话，是来自外地观众很集中的一条意见，而且相当的普遍。我想在“《孽债》沪语版引发的争论”这篇文章中，再来细说。

专业人士也在《孽债》热潮中发表了观感。一位导演说：这部戏开头几集抓人，叙事节奏和情绪节奏恰到好处。但是戏到中期有些拖沓，尤其是片头太长，让人有些坐不住。

在大连，两个台争相播出《孽债》，在众多赞扬声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一位女士很不理解地说：看完《孽债》之后，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我本人就曾是黑龙江兵团的下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