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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一位老医生，姓周，正是他的一句话，使我找准了《蹉跎岁月》的开头。他读完了我的前一部小说稿《风凛冽》，对我说：“稿子是很好看。不过，我担心，你这稿子不能出版。”

一瓢冰水浇在我的头上。

我拿已写完的《风凛冽》给他看，一是对他甚为信任；二是他身为长者，会给我提出中肯的意见；第三呢，我暗暗地还巴望着，他会夸我几句。那一年，虽然我已出版了《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和《岩鹰》（和别人合作）三本书，由《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业已上映，但是对于我来说，在创作上太需要突破了。哪晓得周医生看完稿子，会对我这么说。

为此我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时值初秋，天天有雨，是贵州山乡里绵绵无尽的霏霏细雨。我照样一天一天往下写着，写得辛劳却也顺畅，每天要写完一章，时常都得写到夜半三更。怕影响妻子，我在台灯罩子上常常要遮两层报纸。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收到了《收获》杂志的一封短信，信上通知我，去年秋冬时节，我送到即将复刊的《收获》杂志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已定于刊发于1979年的第五、第六期。

写作《蹉跎岁月》的日子（2）

哦，这对于我无疑是一个喜讯。对于陷入创作困顿与迷惑中的我无疑是最大的激励。我写作《蹉跎岁月》的信心更足了，笔势也大胆地放开了许多。

到了9月底，三十万字出头的《蹉跎岁月》写完了。这样，我的抽屉里已经放着两部长篇小说稿：《风凛冽》和《蹉跎岁月》。那年头还没见复印机，生怕邮寄遗失，我仍旧像乡下人一样，决定把稿子亲自送到编辑部去。

1979年的国庆节要到了，妻子的预产期是11月份。国庆有假期，我们决定把国庆的假日和探亲假、产假合在一起，回上海去。

出于对《收获》的信任，我把《蹉跎岁月》交给了他们。

同时，《风凛冽》给了重庆的《红岩》杂志。

第二年，1980年，《风凛冽》发表于《红岩》的第三、第四期；《蹉跎岁月》发表于《收获》的第五、第六期。

也是在那年冬天，我的孩子叶田出生。在他逐渐逐渐长大的日子里，我时常对他讲插队落户的岁月，讲贵州多雾多雨的山乡，讲山寨上的农民，讲写作《蹉跎岁月》的默默耕耘、潜心创作的日子。

值此建国50周年的喜庆日子，叶田恰好步入大学，我把这段往事写在这里，对于他和今天的文学青年们，也许不会是无益的罢。

（1999年9月）

二十年的蹉跎村（1）

云南电视台约我去昆明，做一个“人生”节目。他们看到我的一本小书《半世人生》，觉得我的半辈子，多多少少和云南有一点关系，要我就这点关系谈一谈。

节目间隙，有半天空闲时间，旁边一位小伙子建议，去蹉跎村看一看吧，我们带一只机子，顺便拍一些镜头，也好穿插在谈话节目中用一用。

阿拉蹉跎村，就在昆明去石林的大路边上，不堵车的话，二十分钟就到了，很近的。二十年前的1982年春天，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在云南拍摄，插队知识青年在湖边寨的戏，主要选了两个景点，一个在澄江、江川、华宁三县交界之处的抚仙湖畔，那主要是取的湖景；另一个就是阿拉彝族乡，简称阿拉乡的。

由于这里树木葱茏，一条河流绕村而过，河岸上架起一座高高的石拱桥，风光十分秀丽，和我插队的贵州山乡里的村寨十分相像。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使得剧组下决心在这里拍了一个来月的戏：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可要在省城昆明近郊，找到一处像我插队在贵州偏僻山乡里的泥墙茅草屋，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而在阿拉乡的小村林子与河流之间，恰恰找到了独门独户的一幢泥墙茅草屋，茅草发灰发黑了，泥墙龟裂了，和当年我下乡时的知青屋相像极了。一问，这幢泥墙茅草屋早已废弃不用了。原来，它是阿拉乡的牛圈，土地联产承包以后，集体的耕牛也已分归各户喂养，牛圈用不上了。所以它连门也没有！更令人惊喜的是，与阿拉乡的村干部一联系，他们说，只要二百元，这幢牛圈就能尽剧组使用，需要用多久就用多久。于是乎，剧组当即付了二百元，然后根据我的意见，在屋顶上请农民工加盖了一些茅草，最主要的是，又花几十元请当地彝族农民编了一扇竹笆门，在门上敷满牛屎，权作知青屋的门。这么一改造，简直就同我插队时的知青屋没甚两样了。这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