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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吃不准,这种裤子到底是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但他们认为反正是不好的,两顶帽子戴哪顶都可以,要坚决刹住这股“妖风”。怎么刹住这个坏风气呢?当时的民兵指挥部的总指挥叫做廖富贵,他想出的办法令人拍案叫绝。不管你现在具有怎么丰富的想像力,恐怕也猜不出他的办法。他亲自带队,让“民指”的人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发给一个空的啤酒瓶,到五马街等闹市区巡逻。一见到穿“笔管裤”的人,就拉住他,用啤酒瓶子从人家的裤脚处往里面塞一塞,能轻松地塞过去的,算符合标准。比较紧的,告诫你回去改一改,如果塞不进去,对不起,剪刀的干活!立即将你的裤脚剪开,狠力往上一撕。不由得你不哇哇叫着赶回家换裤子。有的撕得太高了,连里边的内裤都看得见,女青年急得直掉眼泪。一时间五马街、解放路一带弄得鸡飞狗跳。
我女儿听说后很惊异,张大眼睛问她母亲,爸爸写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太太点点头:“当然是真的。”并列举了她的女伴为例。当年她见了红卫兵跑得快,没让剪裤子。她的女伴稍稍慢了一点,让检查的民兵逮了个正着,裤子被一撕老高,急得她直哭,还不敢回家,怕挨父母骂,谁让你赶时髦!
问题是既然称“时尚”,它就不可能一成不变,要“新异趋时”。没过多少时间,大约离撕裤子不到一年,回温州探亲的华侨年青人不穿“笔管裤”了,穿的是喇叭裤,裤脚处开着大口,长长的,走路仿佛用脚在扫街。又是一个资本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花样!年青人却竞相仿效,你们不让穿“笔管裤”,我们就穿喇叭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兵指挥部又定了个新标准:裤脚的大小在一个啤酒瓶与三个啤酒瓶之间。如果不是亲历的事,谁又会知道或者听懂这个什么劳什子的规定!其实,说清楚了也简单,就是民兵小分队上街检查的时候多带几个啤酒瓶,你的裤管子的大小度要在能塞进去一至三个啤酒瓶之间。塞不进一个啤酒瓶太小,已讲过,塞进三个啤酒瓶太大,那肯定是喇叭裤无疑,其结果也是剪一个口子,嗤地一撕而开!本身裤子已大,撕开之后更是飘飘扬扬,那景像即滑稽又可怜,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同寝室的一位年青人,就曾因为穿喇叭裤被撕过裤脚。他家住市中心,离被撕的地点五马街很近,但他不敢回家换裤子,只好步行五十分钟到在三板桥的厂宿舍去换。一路上他骂骂咧咧,旁观的人指指点点,其尴尬可想而知。此前他曾经动员我也做一件喇叭裤,我嫌喇叭裤太夸张,没有仿效,被他奚落为老古董。这会儿轮到我笑他:“你不古董,现在真好看,一路飘飘扬扬的。”气得他想打我。就在前几天,我在松台广场见到他,他正在打太极拳,看见我便高兴地停下来寒暄,有时髦女郎穿露脐装从旁边走过,他摇摇头说:“现在的年青人啊!”我忽然想起喇叭裤事件,心中暗暗发笑。可见时尚是年青人的专利。
顺便提一下,那位首推“啤酒瓶法”的民兵指挥部总指挥廖富贵后来失势,被另一派隔离审查,很快上吊自杀。温州老百姓不大相信,街谈巷议甚多。这人一向嘻嘻哈哈,不大干正经事,自杀不属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死也属温州文革疑案之一。
温州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大量走私货流入温州,年青人的时尚就不仅仅是向回温州探亲的年轻华侨学习了。他们从随着走私货一起进入的港、台杂志吸取了不少时尚消息。譬如以前提到过的手拎四喇叭,放送邓丽君的《甜蜜蜜》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几位朋友相约,到公园或旅游景点,将四喇叭开得震天响,然后就着音乐跳的士高(迪斯科)。衣着上身大都是紧身衣,下穿喇叭裤,曲线毕露的上身和宽大的下身形成鲜明的对照。
说到这里要向诸位介绍一个裁缝学馆,叫“黄益冬裁缝学馆”。我认为这位黄益冬对推动温州的时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的服装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服装厂制造的,大批清一色的中山装或便装。二是个体缝纫师傅根据顾客要求做的服装。三是从上海等地采购的服装。这些服装除私人缝制的之外,大都整齐划一,无时尚可言。年青人就动脑子自己裁剪缝纫。诸如“笔管裤”、“喇叭裤”及紧身衣之类。市场上没卖的,个体裁缝户又不敢做,怕民兵指挥部来砸饭碗,他们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技术来源就是这个“黄益冬缝纫学馆”。这个学馆在市中心的石坦巷,地方不大的几间居民屋,摆了一些缝纫机。一二个月一期,来学习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人一拨又一拨。其中有的是学习一种养家糊口的技能,将来自己作个体缝纫户。有的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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