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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都很好，历二十多年而不衰，可说创造了温州饮食业的一个神话。周宗权、周宗友我都认识，黑黑的肤色，敦厚的样子，从来不耍大牌。我以前常光顾阿外楼，有两次因找不到包厢，他们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让我们吃饭。只是国贸大酒店开业之后我极少去其他饮食店吃饭，与他们按温州话说是“生份”（陌生的意思）了。

男人不武，女人不爱

写下这个题目，颇费一番踌躇。男人是相对女人而言的，必定要写到男女关系，婚姻恋爱，也要对诸如“小蜜”、“二奶”之类的现象进行一番闲说。问题是我这个人属于老古董之列。既不会饮酒作乐，也不会唱歌跳舞，交游虽广，应酬不多。文艺界的朋友说我：你这个样子，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生意的！企业界的朋友又说：你做生意这么多年，还端什么文人的架子。其实做生意也可以不必整日应酬，沉浸在灯红酒绿之中。而文人早已无架子可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打击，加上如今的穷酸相，还剩什么架子？只是因我个性，不大适合于闲说“饮食男女”，但闲说温州人，如何能不说饮食男女？还要硬着头皮说下去，如若隔靴抓痒，诸位姑妄听之。

温州的男人高大魁梧的不多，这是南方百越的族种关系，非不想而是不能也，所以温州的男人极少显现出英武威猛的。但这种瘦小文弱的外表，往往会起到迷惑人的作用，其实温州的男人是尚武好胜的。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陪上海来访的几位作家逛五马街，那时的五马街还未辟为步行街，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到一起，一言不合就拳击脚踢，打得凶猛无比，仅两三分钟，一方稍显力拙，“不打了，后会有期”，推上自行车就走。另一方面也没有去追，骑上自行车也走，街上烟消云散，没有过这回事似的。看得几个上海朋友目瞪口呆：“这两个人都瘦瘦小小的，这么厉害！”我笑着说：“不是这两个人厉害，温州的男人都厉害。”我没有接着说，温州的男人看不起你们上海男人，你们自行车撞到一起，两个人会停下来论理半天，旁边围了一大批人看热闹，温州人是拳头上见真章。当然，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后来大家都很忙，街头打架的事就渐渐地看不见了，两车一撞，相互看一眼，一笑就走了，有这闲工夫打架还不如去多赚几个钱，时间就是金钱。

温州男人尚武是历史上形成的，也是特殊的地理状况造成的。我在前面两章已经提到过，海盗、倭寇、洋人随时可以入侵，中央政府的援救往往姗姗来迟，温州人只好靠自己。武人习文想做官，文人习武便是为的自救。温州的文官大都办团练，如我曾经说到过的孙衣言、黄体芬等人，就办团练御外敌。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开战，法国军舰进攻福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九艘军舰与十九艘运输舰沉入水底。为防御法舰沿海北上，温州地方官和富绅积极筹办团勇。大儒孙诒让组织团勇，驻守瑞安南门江边，擂起了他自己发现的铜鼓。这面铜鼓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彝人首领孟获所铸，孟获为感谢诸葛亮的不杀之恩和教化之功，送给蜀军的，不知何故会流到温州。孙诒让那日与朋友同游江心孤屿，为避雨躲入古寺，听见雨打地上发出一种不同于别处的响声，断定此处埋有什么特别的物件，雨停后雇人挖掘，果然掘出一只大铜鼓。孔武有力的鼓声震撼人心，法国走私商船因之帆折船摧。关于这件事文友胡小远、陈小平夫妇在《末代大儒——孙诒让》中有生动的描写，我信手拈来无非是想说明温州人的尚武如孙诒让般的大儒也不例外。文友汤一钧打南拳虎虎有声，可惜英年早逝。作家吴琪捷（王手）身形如健美先生，一身肌肉孔武有力。

文人如此，一般人当然更加尚武。我已写到过，于南宋朝，温州有武进士305人，其中武状元14人，比例之高，别个地区无法比拟。过去温州拳坛很多，特别是平阳县，几乎村村有拳坛，抵御外敌时一致对外，一旦无有外敌，内部不免争斗，平阳（包括现在的苍南）不断有宗族械斗便是尚武的结果。温州将技不如人的唤做“黄馒头”，来源就是打擂台。打擂比武，胜者有赏，失败的只发给粗面粉做的馒头充饥，俗称“黄馒头”。再有就是端午节前后，划龙舟时的械斗也时常发生。直至如今，一到端午划龙舟，市府与各县行政机关均如临大敌，紧张异常，生怕出事。

解放后，械斗的事逐年减少，但一到某种气候，不免露出马脚。如文革的武斗，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武汉第一，温州第二，但武汉是大城市，又系心脏地区，武斗牵涉到中央大人物。温州偏向东南隅，无有中央级大人物介入，武斗之激烈，时间之长，全国少有，那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