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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订了一个小小的丝织商标，这个丝织商标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服装上不可或缺的配件。而织丝织商标却是丝织业中技术性比较高的行业，我夫人他们全家人都从事这个行业的。她爷爷、父亲、叔叔、弟弟都办过这种企业，而且技术上都能配套。有做纹织设计的，有做保全工的，也有做挡车工的，大家自己动手，既是老板，又是技工。我办的厂叫双龙丝织商标厂，由我做商标设计兼管技术，我夫人做纹织设计，她弟弟负责金工及保全，她妹妹和几位工友来做挡车工。工厂的规模很小，仅有几台机，由于小，产品换档灵便，正适合了那时服装业的需要。来我们这里订货的服装厂规模也都不大，倒是有几个鞋厂来订丝织商标的，数量较大。说明当时的鞋厂规模比服装厂大，这也是我对服装业和鞋业比较熟悉的原因。

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萌发退意，除了办丝织商标厂之外，我还办了个专做出口的软包装食品厂。就是与本书提到过“中联图书公司”的老板李湧合作的，他的哥哥作家李涛也是这个企业的股东。我当时还在文联应卯，又办了这么两个企业，小孩还在念书，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并且因为要拿文联这份工资，办企业的事还需半遮半掩，不能在单位公开，对领导欲培养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好意，也只能敷衍敷衍了。直到我开始做房地产、这两个企业才停办。也算在此暴露一段隐私，顺便请我的领导和同事原谅。

说远了，再回到服装业上来吧，因为我做商标，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服装业还未有能与鞋业相比的旗舰级的企业，服装业的大发展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的事。

在温州的服装业老板中，朱爱武的年纪不大，起步却是比较早的。我认识她时她已经从卖服装转到生产服装上来，并且在市区的吴桥路拥有自己的大楼，厂房挺气派的。但那时她还未有自己的牌子，而是与上海合作，打着上海春秋服装厂的牌子，生产西装和休闲装。我还买过她所生产的服装，因为是熟人，价格优惠。她带着我们在她的大楼里跑上跑下，既显得高雅而又利索。后来，我还带着外地的朋友去买过她的服装，再后来，在饭局上也碰过几次，她仍然是一袭黑色的衣裙，只是样式和用料的不同而已。秀气中透出干练，难怪后来有人称她为温州的美女老板之一。

“高邦”的品牌大约是1995年下半年亮出来的，与“高邦”先后的还有“美特斯·邦威”、“森马”等，都走着休闲服连锁的路，这路是从洋人那边学过来的，但也是行之有效的路。先前温州人的仿冒很出名，现在的温州人也仿却不“冒”，仿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营销理念，“高邦”与“美特斯·邦威”等的成功之道就在于此。关于这种“仿”，朱爱武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的采访中有个精辟的说法：“明天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会有更多更新的发明呈现你面前，要想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企业，惟一的秘诀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几乎所有温州产业，从皮鞋、服装、电器到打火机，创业之初都是在模仿中长大的。我觉得模仿并不可怕，我们知道学毛笔字，一个最快的捷径就是临摹……”

“高邦”集团经过七八年的现代化运作，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四百多家专卖店，2OO2年的销售额超过了四亿元人民币。朱爱武也担任了中国服装业协会休闲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但与王均瑶一样，我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朱爱武了，不知还穿她的一袭黑色的衣裙否？

骊谷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之一，副董事长马宁，原先是温州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出镜率很高，因而在温州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成为服饰界的老板之后，当然仍旧引人注目，是服装界的几位美女老板之一。由于有文化，2OO1年她受聘为中法江苏时装中心服装教育专家，聘书还是由法国国民教育部长梅朗颁发的。骊谷拥有“中国十佳设计师”中的两名王牌设计师，祁刚和胡晓明，骊谷的实力可想而知。骊谷的大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钱维当然也是很有实力的，2OO1年在深圳举行的“南北女装对话”，他便是主角，只是因为马宁出身电视台的关系，更为社会所知而已。

提到服装老板，特别是女装，不得不说到“雪歌”和“雪歌”的老板陈迷丽。朱爱武是从买衣服开始的，将自家的门一开，挂上衣服就卖了。陈迷丽是从做衣服开始的，也将自己家的门一开成为一间小裁缝铺。朱爱武称自己三百元起家，陈迷丽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一条裁缝师傅的软尺，顶多二百元而已。两人的年岁也差不多，又都是“美女老板”，异曲同工。我知道陈迷丽比较早，因为我手下的一个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