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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濒死无一语”，也算做出了温州人强项的风格。官至礼部侍郎，算是副部级了。还有高友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进士，做官不畏强梁，官至刑部尚书。王瓒，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殿试一甲二名，温州人呼之“榜眼王”，官至礼部侍郎，也是不怕死的官。现时在温州，章纶故居、高友矶的墓、王瓒的石牌坊仍保留。温州老百姓对温州人中的“清官”都没有忘记。

入清以来，温州人又落后中原一大截，为官的人既少又无大官。直至清末的孙家和黄家茁起，情况稍有改观。

孙家是指孙衣言和孙锵鸣两兄弟。孙衣言（公元1814…1894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进士，官至湖北、江宁布政使、太仆寺卿，也不算小了，因频抗两广总督沈葆祯提用库银而回老家，与子孙诒让一同建有著名的“玉海”藏书楼。孙锵鸣（公元1817…1901年），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李鸿章、沈葆祯均出其门下。以三品卿衔致仕，故俞樾有一联称他“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孙衣言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遗学，孙锵鸣更亲恭力行，在温州推广种牛痘、提倡解放缠足妇女。他们都做出了温州人为官的特色。至于孙诒让，因未正式中进士做大官，这且不去说他。

黄体芳（公元1832…1890年），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进士，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大约算国防部副部长吧。黄绍箕（公元1854…1908年），黄体芳子，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绍弟（公元1855…1914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进士，任过湖北学务总办、署湖北盐法武昌道。他们一家三人同朝为官，又都刚正不阿，颇有政声，也是一段佳话。如黄体芳劾使俄大臣专擅误国，言人所不敢言；黄绍箕咸与维新，在康有为组织并任总理的保国会中担任常议员（常务委员）兼宣讲员（宣传部长）。维新失败又奔走为康梁出逃；甲午战败，翰林院反对割地求和的奏疏为黄绍箕、黄绍弟兄弟领衔起草等等作为，均有温州人为官的特色。

有一点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温州的官吏也不算少了，却没有一个有名的贪官。即做官的温州人不贪，至少是不很贪，所以无贪官的名。明朝是贪污大朝，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便是有名的大贪官，彼时温州人做官的也不少，似乎无有贪名，值得在此一说。

另类当官人

温州人称官吏为“当官人”，有几位当官人比较特殊，不是上述封建王朝的正儿八经的官吏，却很有影响。

民国时期，有一正一反的两个大官，一位是张冲张淮南（1903…1941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了，并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权力不小。但他特立独行，并非蒋介石的应声虫，曾与陈立夫一同去苏联谈判中苏复交。西安事变后，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曾伴周恩来一次登上莫干山，两次登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力促国共合作的谈判成功。周恩来总理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云：“因先生之力，两党得以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1937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同年任考察苏联实业团副团长，赴苏联接洽军援事宜。归国后还创办俄文专修学校，自任校长，培养了一批俄文翻译人才。在国民党的高官中他是另类，很有温州人的个性特点。

1939年，国民党由对外抗日转向对内反共，国共摩擦风波迭起，团结之局日陷险境。张淮南坚持正义，力挽狂澜，为两党团结抗日而不懈奔走。1941年8月，因患伤寒在重庆病逝。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联名题有一挽联云：“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虐，沉疴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不能只说好的，往温州人脸上贴金，还有一个人物也要说一说，那就是梅思平（1896…1946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之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也是个文化人。曾在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过往甚密。抗战期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员的名义在香港活动。1938年11月，代表汪精卫集团参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在上海重光堂会议，设法促成汪精卫叛国投敌。12月，汪精卫即悄悄离开重庆，公开发表“艳电”，投降日本。1939年夏，梅思平与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同赴上海组建汪伪政权，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