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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到上海，立即排队登记住旅馆，星期三办公事，星期四又要排队购船票，星期五上轮船，星期六才能回到温州。一个星期的时间，真正工作只有一天或半天。时间倒还好，还有那种屈辱感，排队买船票已经提到过，住旅馆也是很令人气愤不平的。规定温州人只能住“国光旅馆”、“安东旅馆”等几个在当时来说也是最低等的旅馆，这几个旅馆都在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一带。这些旅馆所有房间的电灯开关都在门外，一如我在《古怪的瓯语》那章中所说的，在上海人的眼中温州人就是会干坏事的，这样可以随时开灯检查。

福州路如今是文化街，书店、文具店、电脑软件店林立，解放前却叫四马路。提起四马路，许多年纪大的人都听说过，那就是“四马路的野鸡”。所谓“野鸡”就是下等妓女，四马路上的“流萤”。男人过来了，只要你东张西望，她们就将你拖进了旁边弄堂里的小堂子，即使你不东张西望，你的帽子也会被她们抢走，你的拎包也会被她们夺走，你想要回帽子、拎包，你就被她们拉进了那些黑黑的小堂子。而给我们温州人住的小旅馆据说就是过去的这种小堂子，房间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鸽子笼，楼梯走一步摇三摇，就这样的旅馆还要排长队。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听说你是温州人所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不屑，看不起，可怜，可恨的成分都有。我的上海话就是那时候下决心学会的，以便来往上海少些麻烦。譬如排队托运行李，人家要检查，我一翻白眼：“侬到底要哪能检查？”便过去了，人家以为我是上海人。后来转到文化部门，有了记者证，又能说上海话，就非常方便了。有时想想这样做有点下作，不地道，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谁让我是温州人？

有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位温州籍的画家，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美工，是个很有名气的美工师。他在上影工作了二十多年都没说自己是温州人。熟人对他的最高评价不过是，你不像温州人，“像阿拉上海人。”

温州人的尴尬可想而知。

又爱又恨上海人

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人对上海人也不服气，认为上海人太势利眼，贪富欺贫；上海人太小心眼，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阿拉上海人”，上海男人个个“老娘客相”（娘娘腔），天天让老婆支使着去刷马桶；上海的女人个个忸怩作态，嗲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上海人不要脸，站在外滩当众亲嘴……总之将上海人讲得一无是处以出出那口闷气。说实话，去上海外滩看“情人墙”的“乡下赤佬”中，不少是温州人呢。

还有，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能说，而上海人是讲话比较简洁的。但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嘴皮上的功夫。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轰。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呶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编《文学青年》杂志的时候，编辑部有人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位女士将一个金戒指掉到路边的阴沟里，那阴沟的水很脏，根本看不清，那女的一手捂鼻子，一手在脏水中摸索，终究未能找到戒指，只好忍痛割爱，径自走了。一边看热闹的人一哄而上，个个欲伸手去摸。有人便提议，大家按先后顺序，每人抓三下，谁抓中戒指归谁，抓不中走人，或排队到最后，轮到的时候再抓，于是路边排起了长队。编辑部的同仁们议论纷纷，大家的态度都感到有点不屑，“这就是上海人！”我当时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就走人，要的话可以干一架，谁有实力谁有“开采权”。一个摸三下，真是小儿科。其实这点正是上海人比温州人先进的地方，上海人有了平等概念，用机会均等的方法处理和解决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温州人那时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大哥。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