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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

上海与温州确实有着特殊的关系，上海的理论家对温州的认识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1987年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恩祯先生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对温州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与此同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及赵人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题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认为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为特点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

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内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的介绍，也引起了国外新闻界的注意。1986年8月31日，西德《明镜日报》刊登了记者乔尼·埃林的专题报导《温州，中国的实验田》，报导中指出，“改革给温州带来了生机。农村人口超过八亿的中国，温州具有特殊的意义”。1987年3月9日到15日，日本《读卖新闻》连载《温州——蜜桔的故乡》，介绍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发展和农村由穷变富的情景，指出“在全国，温州大概可以说是最有生气的城市”，“温州在耕地有限，交通不便的恶劣条件下，引进商品经济，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仅用了八年时间就把产值翻了两番”，“温州被称为改革的样板”、“中国的报纸和经济刊物称其为‘温州模式’”。

我记得，写这篇连载文章的日本记者名叫高井洁司，一位高个子，有着一张圆脸的随和的年轻人，我们在我的朋友吴邑先生家中见过面。我们一边拉手寒暄，一边都觉得似曾相识，忽然大家都想起来了，在火车的软卧包厢里！世界虽大，巧合总还是有的，我们都很开心。他采访过作为温州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的吴邑，并且成了好朋友，而我与吴邑是多年的朋友。他当时造了一幢新房子，装潢得很漂亮、很现代，我常带外地的文化界朋友上他家参观，他也总是热情接待。《人民日报》的一位女记者还曾报道过他，可惜不久他去了意大利，高井洁司也奉调回国，不再常驻中国，便失去了联系。

七年之后的《读卖新闻》又以《温州市的成功》为标题，指出“温州的农民以联合投资的方式，兴办起各种家庭工业，生产易于批量生产和运输方便的各种小商品，开展一村一品运动，形成一种专业市场。推销员遍及全国各地，形成独自的销售网。”，“温州市的成功被称为温州模式”。也就是说，国外的新闻界和理论界也注意到并认识到“温州模式”对全国农村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对于“温州模式”的认识与宣传，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走在经济学家们的首列。1986年，他就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而后他又说：“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一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能有此种敏锐的眼光，超前的意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正由于费老对温州的贡献，我们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店名便是辗转相托，请费老先生题写的。一方面表达对费老为温州鼓与呼的敬佩之意，另一面是借费老的大名以壮国贸的声威。费老生得魁梧壮硕，却又具有儒雅学者的风度，他的字颇具气势，却又含而不露，也可谓字如其人。遗憾的是在本书即将出版之时，费老却已仙逝，令人叹息。

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又有这么多的名人与媒体的关注，国人的认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