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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巴格达广播电台传遍伊拉克。同时,一个“特别法庭”立即成立,由伊沙特·阿里·迪非负责审判“阴谋者”。7月7日,“特别法庭”宣布判处纳西姆·卡扎兹和其他21人死刑,并立即执行。7月8日,“特别法庭”又宣布处决14人,其中包括复兴党军事局局长迈哈穆德·法第尔,还有萨马拉伊,因为米歇尔·阿弗拉克的干预,他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但他最终还是在1979年的大清洗中被处死。
尽管此次政变并未成功,但是贝克尔—萨达姆集团还是立即依据“宪法”采取了一些措施,重新做了行政安排,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贝克尔亲自兼任了国防部长一职,情报部门则交由萨达姆的弟弟沙克尔·塔克里第和巴尔赞·塔克里第进行整顿。他们还修改了临时宪法,重新加强了总统的权力。新的临时宪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同时是政府首脑,他可以直接或通过部长会议行使权力。第五十八条则赋予了总统更为广泛的权力:总统有权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监督宪法、法律、决议、司法裁决和发展规划在伊拉克各地的实施”,还可以任命和撤销部长、法官、政府公务员和军队将领,领导和控制国家各部和其它机构的工作。贝克尔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萨达姆·侯赛因理所当然的继任者
这样,从1968年政变上台开始,贝克尔—萨达姆联盟用了五年多的时间铲除异己力量,一步步地把政权、军权、经济权和对国家的控制权全盘接收。复兴党势力由此深入到伊拉克国内生活的各个角落,复兴党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执政党。
时间到了1979年,执政十年后的贝克尔已经心力交瘁。他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脏病。健康的原因使他几乎不能出国旅行或进行国事访问,即使在伊拉克境内他也难得出门。尽管他曾专程前往法国治疗糖尿病,但收效甚微。所有这一切,使得贝克尔变得忧郁、羸弱。
然而,由于萨达姆·侯赛因在贝克尔总统的身旁,国家和党的事业并没有因为总统的健康原因而蒙受损失。不过总统感到,每天用五个小时——有时还要少些——处理公务,这是不够的。他把大量工作压到了他的同志和副手萨达姆·侯赛因肩上。萨达姆常常破晓时分就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半夜。虽然这使贝克尔感到欣慰和骄傲,但这也使他感到很痛苦。因为他是一位军人,而军人是不喜欢其他人代替自己履行职责的。贝克尔的病情并不那么严重,但他从伊拉克人的眼睛里似乎看到人们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他的健康状况多么糟糕呀,为什么他不退下来好好休息呢?他是否想效法佛朗哥,选择了自己的继承人,但又一直在位掌权,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或者他想学习勃列日涅夫,健康每恶化一次,就把权握得更紧一分?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贝克尔在电视上看到的两个镜头一直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一个镜头是勃列日涅夫在苏美最高级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听别人讲话都很吃力,站着吃力,坐着吃力,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也很吃力。官场应酬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免使他的本来就很糟糕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更令人悲哀的是勃列日涅夫与吉米·卡特总统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情况。使贝克尔触景生情的另一个镜头是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昏了过去,但他事后仍接着当他的外交部长,而不愿让贤,尽管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很多。
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不出几个月,贝克尔总统就下定决心辞职休息。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贝克尔的引退不是因为政府结构限制了他的行动,也不是因为党内的权力斗争使他成为一个傀儡。由于他的历史功绩,他是一位在实权位置上掌握着实权的人物,因此他的行动没有受到限制。他参与了使复兴党掌权的斗争,而不是复兴党使他掌权。
此外可能贝克尔感到,除上述个人因素外,国内、阿拉伯世界和国际形势都需要一位年轻有为、生气勃勃的领导人,他能够率领人民前进,而不仅仅是治理。贝克尔如果不是深信他的继承人已完全有能力接班,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发挥着领导作用,他是决不会引退的。不论他的健康状况如何糟糕。
贝克尔总统的引退和萨达姆·侯赛因的继任是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次的权力移交方式是第三世界中绝无仅有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俩在年龄上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格上容易相互融洽,另一方面,他俩在阅历上也存在着差异,萨达姆·侯赛因对贝克尔常常表现出的是尊重的态度;更为关键的是,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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