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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大会第一项议程，要杜德将军听取代表们的控诉发言，并向杜德简要交待了政策：“我们允许你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于是，各朝鲜战俘营代表轮流发言。他们列举了大量确凿的事实，控诉美方怎样迫害、虐杀战俘以强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并企图扣留大批人民军和义勇军战俘去当李承晚侵略北朝鲜的炮灰。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将战俘秘密运走，做化学战、细菌战和核子战的试验品。

敌人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被揭发出来，列举的事实都是有时间、地点、有真名真姓的。代表们愈揭发愈悲愤，声泪俱下！有的事实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们遭受的苦难，有些比我们更甚啊！对敌人的愤怒与仇恨剧烈地燃烧着我们的心，真想握紧拳头向杜德那肥胖臃肿的脑袋上狠狠砸下去！

而杜德，这个曾经忠实执行了白宫罪恶政策的家伙，在铁的事实前面，惶恐地低着头，他大概是害怕我们充满仇恨的目光吧，我看见他摆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好几次，朝鲜战友用拳头砸在桌子上问他：“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他惊慌地站起来说：“我接任不久，不十分了解战俘营过去发生的事！”说完不敢坐下。

大会主席叫他坐下，并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并不想用你们对待俘虏的手段来对待你。我们尊重你的人格，决不会给你任何侮辱。但，你也要尊重自己，作为美国的将军，应该是有勇气承认事实的。”

杜德显然有些感动，深深地点着头坐下了。

从上午到下午，控诉大会在极为悲愤的气氛中整整进行了六个钟头。会后，为了更有力地控拆敌人的罪行，我们要求将我们的秘书长黎子颖和朝语翻译柳一同志接来参加大会。

杜德立即打电话命令照办。老黎、老柳很快就被送来“76”。我们连夜做了系统发言的准备，我把发言稿子先译成英文。

第三天，4月9日上午，控诉大会继续进行。脸色有些发灰、眼睛大概是由于失眠而发红的杜德被带进会场。大会主席请我代表中国战俘发言。

我站起来，扶着桌子，好久说不出话。我似乎又看见了死难烈士们的英雄形象，又听见了他们在英勇就义前愤怒的呐喊。我在内心呼唤着：“战友们！今天我是在替你们向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血泪控诉啊！”

我从敌人怎样阴险地在中国战俘营内利用叛徒特务来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谈起，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行径。

我揭露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如何将李大安、王顺清等战场投敌的叛徒数十人送往日本东京进行特工训练，带他们逛妓院、下馆子以奖赏他们对祖国的背叛；又怎样将这些败类送回战俘营，任命他们充当集中营内的联队长、大队长、警备队长等等俘虏官；发给他们匕首、棍棒成立起集中营内的警备队，作为镇压战俘的打手；唆使他们在集中营里采用欺骗、利诱等卑鄙手段发展反动组织，以对战俘实行特务控制；又采用罚跪、罚爬、罚饿、罚苦工、吊打、灌辣椒水，甚至将人裸体放在有玻璃渣的汽油桶内来回滚动等酷刑，用以镇压战俘们的反抗和有组织的地下斗争。

我着重指出：尤为卑鄙、阴险的是美方指使叛徒们用极其恶毒的政治陷害手段来迫使战俘们不敢回国，诸如强迫战俘检举党、团员、干部，强迫党、团员集体写退党、退团声明，强迫战俘集体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强迫战俘写血书要求去台湾、写信辱骂领袖，直到强行在战俘身上刺下永远去不掉的反动字样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我愤怒地控拆美军当局在最后要进行“志愿甄别”时，又唆使叛徒们来一次大规模血腥镇压，让他们先搞一次假甄别，把一些敢于表态回国的战俘事先骗出来加以残酷折磨、惨杀，造成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以致使许多人在真正进行甄别时，不敢表达自己回国志愿。

我的控诉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也仅只是扼要的叙述，一年多来敌人对我们犯下了多么深重的罪行啊！

当我谈到烈士们的壮烈牺牲时，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和悲愤，忍不住大声向杜德怒斥道：“你、你这个沾满了战俘鲜血的刽子手，你知道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吗？你听听烈士们临死前的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你懂得什么叫做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吗？知道什么叫做共产党人的信仰吗？你以为镇压和屠杀就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就能强迫我们服从你们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吗？妄想！完全是妄想！”

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使我抑制不住年轻人的泪水，我急速转过身去。会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