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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漠北，匈奴的主体走上了西迁的道路，而且不知所终。直到四世纪七十年代，一支号称“匈人”的骁勇善战的骑兵部族出现在欧洲东部的哥特境内，几战之后，哥特人被他们赶到了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无奈，只得与强大的罗马帝国争夺生存空间，罗马皇帝战败身亡。匈人在现在的匈牙利平原上建立了国家。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场比成吉思汗更早的“黄祸”，这场从亚洲来的风暴加快了西罗马帝国和西欧古典奴隶制度的解体。当然，这个事实，直到十八世纪才由法国学者德？揆尼发现，十九世纪末才由大清帝国的访俄使者洪钧得知并介绍给国内的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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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汉朝》第五章　烽火狼烟（4）

至于羌，则和南夷、百越等南方民族一样，一开始，就是居住在大汉行政疆域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

中国人分别民族的方法相当的独特，也就是说，根本不采用人种学的自然分法，而是采用文化学的分法。他们认为一切人类都来自一个祖先，因而没有必要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不同的种族。大汉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在他们名彪青史的著作《史记》、《汉书》里，将包括匈奴在内的一切周边民族，都说成炎黄子孙。所谓不同的民族，在他们眼里，仅仅是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群体。这样，在汉人的四周，就划分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大异族群。当然，汉人有极大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吃五谷、穿衣服、有君长是汉人的专利，只要一个异族人按这种方式生活，就可以视其为汉人；相反，只要一个汉人按异族的生活方式生活，则视其为蛮夷，这就是很多异族汉化后反而能够成功地统治汉人的原因。不过，汉人虽然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却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边的民族，据说大禹到了一个裸体的异族地区，便脱了衣服进入。中国的文化圣人孔夫子甚至认为汉人的文化也是从蛮夷那里发展而来的，他在指导学生研究礼仪风俗时，告诉他们：“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一种风俗礼仪的来源，就去土著民族那里看看吧。汉人将天子居住的京城作为圆心，向外围画了五个同心圆表示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应该统治和波及的范围，即：甸服、侯服、绥服、宾服、要服。最外面的要服，是归顺汉人政府的异族居住地区；要服之外则是荒服，那是蛮夷的世界，中国天子不能去管。按照这个说法，匈奴属于荒服，羌人则属于要服。汉人如此机械地划分，旨在说明不同的治理方式，对于要服的管理只能是相当松散和象征性的。如果要服乃至荒服的少数民族主动归顺中国，则被看作政治昌明的象征，所谓“远方来服”嘛。中国的天子在登基乃至各种国家庆典中，都要表演少数民族歌舞，陈列少数民族进贡的鸟兽珍宝，招待和赏赐少数民族的酋长，用来粉饰太平。

这样的民族观念决定了大汉对境内###的做法是矛盾的：一面将他们视为同类，有责任去安抚他们，给他们种种便利，希望他们归顺大汉；一面又觉得他们是大汉的负担，要放弃他们。

羌人几乎和汉人一样古老，商周时代就自中国的西部而来，其中一支很大的单一聚落可能向青海高原和西藏高原迁徙，成了现今西藏人的祖先。大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出自姜姓，即炎帝的后代。《诗经》里面说周人的老祖母叫做姜源，可能就是羌人，不然，孟子为什么要说周文王是西羌人呢？

不过，与周人的联姻并未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直以松散的游牧部落的姿态向东推进。他们的风俗在《后汉书》中被描述成没有一定居所，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牧产为业。又以父名或母姓为氏族的种号，十二世后便可以相与交婚。为了要保持种族的人口繁衍，他们实行多妻制，并且父死之后，儿子以其后母为妻；兄死之后，弟弟以其嫂嫂为妻。他们的社会结构也保持了先民们的方式，没有君臣上下，强健有力的部落酋长则为领袖，弱小的则主动成为依附。整个民族崇尚勇力，以抄掠其他部落和民族为荣，氏族内部只有杀人偿命一条法律，以战死为吉利、病死为不祥。在军事上，善于在山谷地带打突击战，而不善于在平原地带打持久战。由于处于西方寒冷地区，妇女能在风雪之中生育。这些风俗让汉人看了毛骨悚然，但也很敬佩；汉人的学者称赞他们生在西方，得了五行中的金气，因而刚坚勇猛。

他们曾帮助周武王伐商，但后来又像潮水一样向中国内地涌，到达现在的陕西、山西和河南地界，当时中国称他们为戎人。几乎所有的诸侯都与他们展开过战争，但见效甚微，最终，西周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