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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一个休产假的孕妇总理。他们说我生孩子期间将不能履行职责，因而会使政府陷于无可挽回的瘫痪。按他们的说法，这是违反宪法的。他们向总统施压，要求军方支持，准备罢黜总理、成立过渡政府举行大选。

我驳斥了反对派的说法，据理力争。有关职业女性的法律写有生育小孩的条款（当时是我父亲把职业妇女享有产假权写进法律）。我申辩说，这个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总理。我的政府阁员都和我站在一起，认为当一名男性领导人出现身体不适时，就不会引发宪法危机，同样，一名女性领导人稍有身体不便也不应该成为大肆攻击的靶子。

反对派不肯罢休，他们策划罢工运动以便向总统施压，要求解散政府。这时我必须有所应对。父亲曾教导我，在政治上，时机非常重要。经过咨询医生，我知道孩子已经满期。经他同意，我决定剖腹产——时间就选在反对派要举行罢工的前一天晚上。

我要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要让人们知道怀孕不会影响女人的工作。所以尽管身怀六甲，我还是照常拼命地工作，甚至比男总理更卖力。接近临产时，我在首都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然后直飞卡拉奇。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坐上一位朋友的小车向医院驶去。

这确实是一辆“小”车，与我平常乘坐的奔驰公务车相差万里。出门的时候，执勤的警察都没看它第二眼，他们专注于进入我家院门的车辆而不是驶出的车辆。

我们急速赶往医院，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赛特拉医生已经在医院等我们。我走出车门，医护人员们一脸惊奇。我知道消息很快就会通过手机或者呼机传开（巴基斯坦是南亚和中东地区第一个开始使用手机的国家）。我迅速穿过走廊，走进了手术室。丈夫和母亲也将马上赶到，之前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从麻醉药中慢慢苏醒，感觉躺在手推车上，从手术室进到私人病房。“是个女孩。”我听到了丈夫的声音，接着我又看到了母亲的微笑。我给女儿起名叫“巴哈特瓦”，意思是“带来好运”。真的很灵验，罢工不了了之，反对派的计划破产了。

成千上万的贺电从世界各地发来，不管是政府首脑还是平民百姓都给我写信，共享欢乐。这对于广大年轻女性来说尤其是个重大时刻，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生育小孩同时不影响工作，即使处在充满挑战的领导岗位。第二天我就开始工作，阅读政府文报，签署政府文件。后来我才了解到，我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边工作边生小孩的政府首脑。既然这样，以后的女总理们也不必把它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要大胆地去冲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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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3）

巴哈特瓦生于1990年1月。7个月之后的8月6号，总统违背民主解散了我的政府，那时候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聚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无暇顾及巴基斯坦。我的丈夫被逮捕，母亲劝我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与孩子们分离无疑像揪心一样疼痛。那时候比拉瓦尔才两岁，巴哈特瓦还不到一岁。我的妹妹住在伦敦，愿意照看他们。我的公公婆婆也来帮忙，不顾一把年纪搬到了伦敦。在家里我连做恶梦，听到孩子们在哭着要妈妈。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她告诉我不要担心，但是梦魇还是挥之不去。

政府被解散后，港口城市卡拉奇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恐怖活动猖獗，无辜的平民遭到屠杀，惨死在公交车上，在家门口，甚至在办公室里。我知道孩子们住在伦敦相对更安全，但我仍然夜不能寐，时常被恶梦惊醒。

我和母亲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堡。我丈夫在1990年当选议员，现在只要议会一开会，他就被当局软禁在家。我向丈夫和母亲倾诉，跟孩子们分离对我是多么大的折磨。我觉得是我抛弃了他们，我担心他们的心智成长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1991年，比拉瓦尔开始在伦敦昆斯凯特区上幼儿园。巴哈特瓦这时才一岁。我突然想，把这个小不点安全地藏在巴基斯坦的家中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我径直飞往了伦敦，迫不及待地奔向妹妹的公寓。刚到门口，就听到女儿在哭，正是我在梦里听到的哭声。我急忙把她抱进怀里，又拉过儿子。“我决定把巴哈特瓦带走，”我告诉妹妹。她立刻舒了一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你担心，这孩子一直哭了好几个月了。”

无需言语，两个孩子好像都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的场景，比拉瓦尔穿着白衬衫，蓝条裤，白袜子，小黑鞋，呆呆地站在走廊上，背靠着墙，棕色的眼神充满悲伤，茫然、默默地望着我。没有哪个母亲忍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