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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识广，经验丰富，应当受到尊重优待。

还有，近来相关官员喜欢吹毛求疵，以小事罪人。当官的拿公使钱买点酒食送人，不过好客之道，什么大事？可愣是要以贪赃枉法论处。圣主讲究忠厚恺悌，这么干，实在有伤圣道，也不符合人情，应当制止。

而对于罪犯，他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让他深恶痛绝的，是朝廷一再赦免罪犯。赦免罪犯害多利少，从来就不是善政。古代虽然也有赦罪一说，但赦的都是真正无罪被冤屈的好人，怙恶不悛的人从来有多少杀多少，哪里有不问有罪无罪，一概赦而不问的？例子嘛，多的是。譬如，东汉大司马吴汉临死，光武帝刘秀问他遗言，他什么也不说，只说了一句话：“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东汉名儒王符也说：“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数赦赎，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蜀人称赞诸葛亮贤德，也只说他“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但赦免要少，即使有，也要严谨周密，不能让罪犯预先心存希冀。要不，就不啻是鼓励犯罪了。照他这么干，一旦不幸当了犯人，要想出头之日，可就难了！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4）

要么空洞无物，要么琐屑细小，怎么着都不会伤筋动骨。说的听的既都无伤大雅，也就皆大欢喜了。

韩琦夸奖说：“君实，忠厚道学之士，谈的都是堂堂正论。就是小事，也都无不往礼义仁孝上接引，最有益于治道。”

富弼也一样夸他：“不错，君实从来不说办不到的事情，靠这个邀名求赏。做谏官，可不就该这样吗？”

欧阳修自己是风风火火过来的，为着锋芒太露，吃过许多亏；上了年纪之后，世情也看得透，看得淡了。一方面知道人的行为，往往为才情禀性所限；另一方面，也很理解人的无奈、妥协及顾左右而言它的忙碌。自己虽不赞成，不提倡，但到底宽容了，再不会去口诛笔伐，横加指责，不过一笑了之。那心里，自然依旧明镜似的，知道这样决不能挽救颓风，扫除积弊，只是不说罢了。

君实虽然做京官的时候多，但也在地方上待过，国事民情，不是一无所知；且专攻历史，通晓典籍；又好殚心竭智，玩命地琢磨问题。由此，他当然不会始终隔山撞钟，有时也真能咂摸些问题出来。只是这种机会不多，而且也没有太大的准头，有时更难免张冠李戴，开错药方。说他完全浑浑噩噩，好像只会说旧话、废话，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且看他封过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后上的《谨习疏》，说的现象样样都有，但那药却几乎完全抓错了。

他刚升官时，感激涕零，思绪也陡然活跃起来，奏折一泻如水，大论天下大势。他拈出故实，旁征博引，得出一个结论：从来治乱的关键，只在一个“礼”字，循礼而上下分明，纲纪严正，就天下大治；否则，必陷于乱。太祖鉴于历史的教训，重文约武，收尽兵权，又设转运使管束州县官僚，重礼节，严上下，朝廷才能一直长治久安。现在呢，皇上常常拱默无言，事无大小，全都委托臣下；边疆因战事而设的经略安抚使，管着几十个州军，权力大得连唐朝的节度使也没法儿比，仗不打了也不撤；出京管州、军的将相大臣，因为地位高过转运使，常常根本不买他们的账；还有，朝廷只图因循省事，往往姑息养奸。凡此，都是违礼而导致的纲纪不振，上下不分，正好与太祖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长久以往，必将大权旁落，要想不乱，难了！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事实。可大宋的弊病之一，恰恰在过于专权，而不是相反。想来，怕是因为过于感激皇上，替他着急过了头，以致杞人忧天，反倒将不足夸大为危险了。既非对症下药，不过随口而言，说得虽邪乎，也就没有什么人去计较了。要是真有人对号入座，怕就免不了一场麻烦了！

他上的《论财利疏》，也大体是这样：有一些真知灼见，但君臣颠倒，总药方还是开错了。

在他眼里，古代君王都藏富于民；实在不行，才藏富于仓廪府库。朝廷不足可以取之于民，百姓不足可以求之于朝廷，上下相保，所以平安无事。如今呢，老百姓穷困潦倒，朝廷又仓廪空虚，如果再不引起注意，将来国家就会因为财力枯竭而不可收拾了。

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此前已经有许多人看出、并指出来了。尽管如此，能重申这一点，也还是眼力。其余，就颇成问题了。

首先，古代是不是都藏富于民？上下相取有没有那么方便？这都值得疑问。认真说来，怕也就是他一厢情愿的抽象理想罢了。而就现实而言，藏之于民，主要不过是藏之于兼并之家。兼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