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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干亲属尽数搬往西夏了。要捉拿他们，只有彻底打败西夏。这是一句话的事吗？

跟着，则是迁怒于边境的文武官员：在人家鼻子底下，居然一无所知，还要送回降臣资敌，不杀头已是天恩！延州、鄜延路的几个倒霉蛋文武官员，都被贬职发散了。

至于西夏，既不能容忍它的狂悖，他们又公开叫板，没法儿再装聋卖傻，自然也得有所表示。过去一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默许他们的实际统治，还用封官许愿、准许互市来羁縻他们。现在要惩戒，自然也只能由此入手。征求意见之后，仁宗终于下诏：夺去先前封许的一应官职，什么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等等，一律削去；停止互市；悬赏边境，有人能刺杀曩霄，拿首级进献朝廷，立即官封定难军节度使，让他治理西部众州。后一条，因为有悖于大国气度，很有些人反对。可到底为着仇恨太大，顾不了许多，还是保留了。也不是完全不顾脸面。许多人请朝廷杀了送表夏臣，以扬国威，就因为顾及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千古脸面，让那小子油光满面地回去复命了。

比起皇帝的宝座，节度使、中书令什么的已一钱不值；既没有人能捉到张元、吴昊，也没有人斗胆来刺杀曩霄。对于大宋朝的反应，曩霄不过一笑而已。取消互市倒是个实际问题，但也不难解决：买卖不到的东西，可以通过战争抢夺！曩霄君臣，只是加强了对宋朝边境的骚扰与进攻罢了。

西北边境环庆、麟府、鄜延诸路，也就因此频频告急了。在韩琦，是不幸而言中；在仁宗，除了再也无法心定神安，更需要认真寻求对策了。

大宋遗事　第六回（1）

得人则兴小邦逞强

一战败北将帅挪位

要寻求对策，自然莫过于广开言路了。先前上书的也不少，有的还提出过不少好意见，只是那时根本不当回事。仅仅不听还算好的。有那料事如神的，还因为先知先觉触尽霉头。青州有个小子叫赵宇，就因为在元昊未反之前上书说他必反，应当先行铲除，被以狂妄不逞之罪发配到福州编管去了。元昊反后，赵宇偷偷跑回汴京，敲起登闻鼓要求平反。丞相张士逊说他擅离编管之地，又一根绳子拴到了开封府。他偏偏又来了一次神，妄见刘平有勇无谋必败，罪加一等。幸亏审案的还清白，形势又今非昔比，仁宗明白了原委，好歹开恩放了他。到刘平真的败了，赵宇才弄了个穿青衫的“青州司马”当了。这皇家的事，哪里有个准头呢！

言路虽然开了，让人振奋的事却一件没有。说攻的大抵难行，说守的，又往往比张元说得还要难听。

知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的夏竦说，举无遗策、先胜而后能战。太宗时兵强马壮，五路平夏无功而返；真宗只是守边远图，来则驱之，去则不追。眼下元昊正当鼎盛，远非先前可比，而朝廷贫弱，更比不了先朝。当此之时，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妄议追讨，实在无策之至，只能增兵自守，高城利器，以待其变。

知制诰叶清臣，更说什么当今天下，将不素蓄，兵不素练，财无久积，举西、北二处边陲观之，不过老大一只瓠子，外面雄壮，里面空洞而已，了无一物。把皇皇天朝比作外大内空的一只瓠子，还有比这更让人尴尬的吗？既是瓠子，当然只能守护，难以进攻了。

右正言、直集贤院吴育，先是劝皇上节用爱民、训兵练将修好内功，不必以一方小警为念。到元昊大动起来的时候，他又劝皇上，华夷有别，千万不要将胡人与中国叛臣同日而语，动辄###，那就要给轻进贪功的武臣以可乘之机了。可以置之度外，仿照太祖对待南唐李煜，顺而抚之，到一定时候再收全功。丞相张士逊骂吴育一定是疯了，所以才这么胡言乱语！

骂尽管骂，好主意却难得有，因为确有隐情，谁也无能为力。

先看将。

太祖吸取五代武将割据及自己夺权的教训，一俟平静之后，就在谈笑之间削了武将的兵权。然后，从中央到地方，又都以文制武，武官始终只能充当副职。这样一来，将帅夺权的事的确免了，而大宋朝的武将，却大都成了聋子的耳朵。将军们已经没权，为免除朝廷猜忌，他们还要敬而远之，平时不敢亲近士兵，战时但求无功无过。再加上将军与士兵一向没有统属关系，只到开战的时候才来个拉郎配，应付一场，这样的将军要能打胜仗，非天意不可了！

将军们当然不愿这样。只是情势如此，不逆来顺受，又能怎样？

有个王德用，是大将王超的儿子，十七岁就随着父亲征战西夏了。他不仅能战，还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