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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调某一个档案，如果那位管档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来；如果那个人不在，别人根本无从找起，就是因为档案没有统一的编号。从总统府的档案到父亲身边的档案，您的机要秘书都没有用科学方法来管理。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为父亲管理相片的人没有按照时间排列，我提供他一个方法，写上年、月、日、时，再加上地点、事项说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规则了，结果他连这些都没有做成档案管理。”父亲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有感触，他说：“你到德国之前，我告诉你要注意德国的军制，果然你这几年对于军制的知识与运用一直扩大到整个行政，很好很好，你还是继续注意。”

（四）治疗打嗝

民国六十二、三年间，有一次父亲连续三天三夜打嗝，无法入睡。荣总的医生开药给他吃，又给他吸氧气，都没有治好打嗝。后来又要父亲吞砂糖，刺激喉咙，也不见效果。其实打嗝就是横隔膜痉挛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时，看父亲打嗝不止，就问父亲：“父亲信不信得过我，我用气功试试看。”那天父亲刚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说：“你现在还行吗？”我说：“现在我虽然已经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时间稍微久一点，也许还可以。”他听了就说：“好，你试试看。”我就把西装上衣脱下，解掉领带，把手放在父亲的横隔膜上面，过了一会，我问父亲有没有感觉一阵热气透进身体里面，父亲回答有，而且还感觉到很微细的震动，我就说：“那就行了，请父亲忍耐一段时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就换右手，前后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父亲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无限哀思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内，我上午上课，下午备课，晚上守灵，就如此顶下来了，也不觉得疲倦。后来，哥哥的《一月守灵记》出版后，有好多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没有替父亲守灵。父亲有一位专属照相师胡崇贤先生，外号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张相片给我，那张相片是我在荣总怀远堂，坐在父亲遗体旁边哀思时，他帮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边也没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给我时跟我说：“纬国，以后再要有人说你没有守灵，你可以拿这张相片给他看。”我现在正在找这张相片，因为太具有历史价值了。这次我生病以后，很多东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记不起来。这次的病，实在是非同小可，记得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还很冷静地将我的私房钱交给内人，所以，我跟我内人开玩笑说：“如果我能够侥幸活下去，我就要开始‘吃软饭’了。”

父子情深（4）

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但是自从父亲过世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讲笑话。因为父亲过世那段期间，是我心里最苦闷、最伤痛的时候，后来朋友们觉得我变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们就逗我，要我讲笑话，可是我实在讲不出来。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灵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个老部下，退伍后开了一家棺材铺，在瞻仰仪容的那段时间，他也到国父纪念馆瞻仰领袖仪容。他见到我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看了就说：“你现在从事服务工作啊。”他接着问我：“老长官，请问棺材准备了没有？”我说：“我们已经买好了。”父亲过世后，我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