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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样）。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15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经济上隋帝国实行了“均田法”，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虽然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以前要好得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这就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2）

隋帝国的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汉武帝的*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门徒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时候，这小子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也就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较为相近，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

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都能干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帝国，杨氏家族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那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我后面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阴柔，战国时的尚武精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一直在倒退，这在以后的篇章中再说。

隋帝国和秦帝国都有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洛阳、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远比政绩工程强，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造福，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当一代帝王成就了他的霸业的时候，他接下来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这一权力和如何使它不断地扩大。

隋帝国的改革虽然相当成功，但隋帝国也犯了和秦帝国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型工程太多了，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实施得早了些，再加上这么大动作的改革肯定会有不小的社会矛盾，这三者同时作用，任何帝国都承受不了。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3）

隋帝国与秦帝国出奇的相似，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他们灭亡的原因也有相似之处，其中明显的一项是都有大工程。农耕时期的大工程在今天看来也是规模不小，比如隋帝国建造宫殿、修建大运河等，这些工程相当于现在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