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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鲁迅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摩登圣人”造像。文章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那些立志做政府的“诤臣”的人物如何？不同的是，孔夫子生前的运气并不好，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现代的人物则不但不曾吃苦头，而且声名显赫。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之后，鲁迅写了七篇题为《“文人相轻”》的文章，《“题未定”草》也写了九篇，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其中，他揭露了文坛的种种病象，有名的如“西崽相”，等等。对于以各种鬼蜮伎俩掩盖文坛的昏暗的企图，他予以有力的抨击，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内部斗争的重要性。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他写道：“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这样的话，在前后一段时间内，鲁迅不避重复地说过许多遍。大约他特别注意到，文坛的风气，一是力图消弭斗争，二是无原则的缠斗，打岔，不能生也不能爱，这样的斗争是只能引向死灭的。

对于周围的知识者，当鲁迅无所期待，以致憎恶起来的时候，最后只好返回自身。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战斗的意气更加健旺。这在学者看来，简直近于变态。他评价刘半农，章太炎，都是从战斗的方面加以总结的，呼唤的是战士之魂。他写化厉鬼复仇的女吊，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他写猛兽猛禽，自然界伟美的壮观，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周扬之流的来自内部的明枪暗箭，不绝的鞭扑，虽然使他受伤，但也使他保持了伟大的憎，成就了他的坚苦卓绝的战斗。这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垂暮的自由战士来说，无论如何是悲壮的，残酷的。

在两次大病之间，鲁迅写下名篇《死》。大家都把它看作是遗嘱，然而，世上有哪一份遗嘱如此燃烧着激越的情感，作为一位临终者，有谁竟如此地与他的怨敌缠斗不休的呢？其中写道：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当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遭到剥夺之后，惟有斗争赢来这一切；但当斗争也被迫中止的时候，惟靠斗争的渴望补偿这一切。

1。“国家”与“民族”

“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华北五省相继发起“自治运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政府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集中兵力进攻苏区，以期尽早剿灭共产党及其他异己势力。但是，迫于国内舆论和国际政治的压力，蒋介石随后不得不改变策略，以民族英雄自命，利用“民族”和“抗日”的名义，将权力迅速集中起来，进一步巩固个人在全党全国全军的领袖和统帅地位，以致达到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权力巅峰状态。

共产国际和苏联极力遏制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化，“武装保卫苏联”成了流行一时的口号。在对华政策上，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蒋介石的个人作用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能量，因此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共保持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则更多地给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明显地，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为“统一战线”问题确立了基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以挽救民族危亡。从总的倾向看来，宣言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意向和苏联斯大林的政策立场。影响到中国左翼文坛，则有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大力张扬，以及后来的解散左联等系列组织性行为的发生。

毛泽东坚持他在党内的独立路线，一面抵制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和“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一面挑战蒋介石政府的国家中心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