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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均输奸商怨言

感慨尽管感慨，事情还得办。早先上报的《乞制置三司条制》皇上已经批准了，安石与中书还得筹划安排。不久，它就作为均输新法，正式颁布实施了。其内容，主要是：委托江、淮、两浙、荆湖六路发运使薛向，总领六路发运与均输平准事宜；允许薛向自行设置选配所属官吏，报朝廷备案；朝廷从内藏库拨款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担，作为营运资本，由薛向全权支配，在辖区内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因地制宜，买卖所有税敛上供物品；凡相关物资的需要、储备、应用等相关情况，朝廷都要及时、详细地通报薛向，以便他掌握、正确决策，等等。因为安石交代在先，师正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一接到正式敕令，他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

师正先是配齐了所属官吏，主要也就是几个贴身主管，诸如刘忱、卫琪、张穆之等五六个要员。他很精明，知道选好他们，扇面就可渐次展开，一路贤能到底了。他们大抵都是原来的随员，或是由他人推荐的干才。

配好属员，第一件事自然是抓运输。他的主职不是发运使吗？所谓发运，关键当然是运输。就是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同样离不开搬运哪。运输，是他的头等大事。可正是这件事，先就叫他伤透了脑筋！

古代，运输不外水、陆两种。陆地不过车拖人挑，豆腐盘出肉价钱不说，还费时费力；长途更不堪设想。唯有水运，一船成千上万地装，又经济，又便捷。说到水运制度的建设，还是得归功于唐代那个叫安石佩服的刘晏。唐代都城不是长安吗？那里需要的一切，几乎都得仰仗水运。刘晏准古酌今，定了两项制度：一是分段储运，二是船队编纲。江南的物资运到长安，要经过长江、汴河、黄河、渭河，刘晏在各段河口都修了仓库，江南的船只到扬州为止，卸货入仓，改由汴河的船装运；照此办理，汴河的船只到黄河南岸的河阴，黄河的船只到渭河口，最后，由渭河的船直接运到京城太仓。简而言之，这叫做江不入汴，汴不入黄，黄不入渭。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方便运输，不至因路途太长与水情不熟而导致事故，等等。编纲呢，就是将运输船只编成序列，十条船为一纲，每纲配三百兵丁管各种事务，另有五十名水手。船只有序，可以互相照应，互相监督，运输不但安全，也很难坑蒙拐骗。

大宋立国，因为强本弱枝，京都大量驻军，这漕粮物资的供应任务，比大唐更繁重了。经过初期的混乱之后，水运也渐渐上了正轨，也像其他制度一样，承袭了大唐，差不多完全照搬了刘晏的办法。大宋水运有四条路：黄河，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其中唯有汴河一道，通江淮六路物资，最为重要。光漕粮每年就有六百万担之多，是其他各路的几倍，乃至十几倍。那三路通通加起来，都还不到它的一半。汴河这一路，仍以扬州为转运中心，真州、楚州、泗州都建有专门的转运仓库；六路物资，先由本路的船运到这几处储存，再由汴河的船直接运往京城。这也有个名字，叫做江不入汴，汴不入江。船队也是分纲的，每纲的兵卒水手也有定额。江船属于所在路州，由本路转运使管辖；汴船由京城排岸司管理；六路发运使，统管一切。各路的纲船将漕粮物资等运到转运仓库，再由那里带些回头货，主要是盐，返回州里。一卸完货，纲船上的兵卒水手以及押运吏官等，就可以交差回家了。汴船则往返于各转运仓库与京城之间，一年总在四趟左右。冬天水枯行不了船，兵卒全都放假回家，来年春天再重新集合。汴船因为不行江，也免了兵卒们的风波之险。毕竟不是江边上长大的，这一免对于他们，不啻就是放生了！无论汴船江船，要是押运官员或主纲官吏心眼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便捎些紧俏短缺商品，或收运费，或自己买卖，就能或多或少捞些外快，大家各得应分的一点好处。朝廷本来未必知道；就是知道，只要不耽误正事，也多半会装傻，不去管它。于公于私，这不都挺好吗？

无奈好景不长。时间一久，就弊端丛生了。先是发运使专权发横，打破了汴不入江、江不入汴的界限，混走一气，全凭他的高兴。不仅汴船要入江，江船要入汴，有时，竟不知道被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所有的船既归他一人统一调度，船多人多，能管得过来吗？一旦管不过来，或自己原本就想将水搅混，猛捞油水，贪赃枉法的事可就层出不穷了！明明是官家的纲船，却跑起了私人买卖；刚下水不久的新船，愣是报了沉坠损毁；整船整船的漕米，叫人私下卸了，上报却是舟毁人亡或遭到打劫，或者索性自己将船凿沉；好好的一包米，竟能掺进一半沙石，或者干脆整包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