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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切。我已经批了，正要转给中书，你就拿去看看吧。此人或许条例司也用得着，由爱卿定吧！”神宗说着，就将一本厚厚的折子，叫内侍递给安石了。

这苏辙原来在哪儿，怎么又上了本折子呢？

他老哥苏轼到凤翔府任判官，他不是借口父亲没人照顾，辞了商州的军事推官吗？到英宗登基，他就做了大名府的留守推官；苏轼也因为有吕公著推荐，由凤翔回京参加学士院考试，通过后，做了直史馆，到底入了馆阁。可是不幸，到治平三年，修礼书的苏洵，刚与同事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编纂好了，报给朝廷还没有结果呢，就一病不起；跟着，竟就那么去世了，不过五十八岁！到底是学者性情，临去的时候握着苏轼、苏辙的手，只交代了一句话：“可惜我的《易传》还没有写完！只能靠你们了！”父亲去世，三年守丧，弟兄俩先求朝廷追赏了他一个光禄寺丞的空衔，就又回了眉州。到守孝期满，这才刚刚回来。苏轼好办，原有馆职，好安排，带着直史馆的头衔分到官告院任职去了。苏辙呢，原在外地，怎么安排，不能不是个问题！不管怎样，先上个折子再说。他用心原比他老哥细密，又赶着要靠这个折子打动朝廷，好找个出路，更加精心，这折子自然有些分量。眼瞅着朝廷变动纷纭，怎么着也要说几句合潮流的话呀！也正是这一点，一下子打动了皇上。虽是越职上书，皇上不但不计较，反而褒奖有加了。

苏辙的上书很长，不下万言。说来说去，不过说了三件事情——冗吏、冗兵、冗费，请求从这三个方面节减经费而已。这样的意思，从真宗时代开始，一直到神宗，说的人可是多了去了，苏辙的上书并没有多少新意。可从来赶得早不如赶得巧，都没像苏辙的上书正好赶在点子上。除此之外，其他人的文章，大抵也没有苏辙说得精粹直切，刀刀见血。开宗明义，就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只有财，才是为国之命，万事之本。国之存亡，事之成败，无不由财而起。事胜财则无事不败，财胜事则无事不立。这些话，句句都说到了神宗的心坎儿里。说到要想去掉三冗，理财成功，必须择人久任，虽仍不过是些老生常谈，但最后谈到世风，说当今士大夫好同恶异，疾成喜败，不是出于自己建议的事情，小有龃龉就群起而攻之，徒成意气，朝廷如果持之不坚，上有所疑，下有所攻，再好的事也必败无疑，陛下要想成事，首先就必须力破浮议，不仅神宗动容，连安石也情不自禁地要将他引为同调了！

但安石冷静下来，到底也看出了苏辙上书的另一面：多少有些纵横舌辩的陋习；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些偏执，只看到节流，看不到开源，而且公然完全排斥开源，说是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他认为这就是根本，陛下抓住这个根本，就不会舍本逐末了。这当然有些问题。不过，能写出这样洋洋洒洒的文章，指陈时病，也就难能可贵了。毕竟还年轻，有些未必正确的见解，可以慢慢帮他在实践中逐渐厘定。不仅因为皇上说了，这个人倒真是应该用的。

大宋遗事　第七十回（4）

吕惠卿、苏辙，先就定下这两个人，报请皇上，要他们做了三司条例司的检校文字官员，负责一应文件的起草准备等工作，也就不啻是个秘书长之类的角色吧！惠卿除了在条例司，还在中书兼了看详中书条例，也是处理相关的文字事宜。

条例司其他官员的配置，安石也同样颇费踌躇。是个庙，就有人举荐和尚，被推荐来的人倒是不少，可总得仔细挑选呀！

有几个人联名来荐章惇章子厚，安石先就吃了一惊。这个人锋芒毕露，事故不断，推崇的固然说他博学善文，才大气豪，攻讦的也都众口一词，说他品行不端，总是惹事生非。还没入仕途，光考进士，就惹了一大堆是非。有人说他先考的乙科，也中了，嫌名次太低，连侄子都跑自己头上去了，一气之下，干脆不要功名，重新投考了甲科。又有人说，他进士中的是第六名，却嫌名次太低，吵着要与考官理论。人家要看他录取的敕单，他居然赌气将它扔到地上了！对朝廷这样大不敬，愣是吓得人家脸都白了！除此之外，误入花丛的事也传得沸沸扬扬。王陶做御史的时候，也有人举荐他，说他才大堪用，久居朝外，有违圣朝敬贤若渴的传统，请许他参加馆阁考试，却叫王陶一状劾消了：没说别的，还是说他人品不洁，不堪清要之职。安石自己是个一丝不苟的人，难免有个洁癖；何况，原先定的条例司取人标准，就是很高的呢！

“听说这个人人品多少有些问题，怕不大好用？”安石直言不讳，说出了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