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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回了京里。范、韩两人虽五次上书谢绝新职，到底君命难违，还是打马回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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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1）

情动于中直讲狂歌

狠发于外谏官着力

仁宗刚刚有点儿动作，石介就激情喷涌，不能自已了。

石介，名介，字守道。别人的名、字，或许只是个代号，认不得真的，可他不，他既有学究气，又有狂狷气，似乎真是耿介如石，守道如砥，绝不玩虚的。他从来都以学者自居，讲究表里如一。他说的学者，可不是只知道注疏作文、雕章琢句的三家村学究。在他眼里，所谓学者，是学为仁义也，仁，是急于利物；义，是果于有为。他以此力行，也以此教人，而且充满自信。他干脆就认为自己是当今的孟轲，比孟轲还要勇猛十倍。别人还有在野、在朝的区别；穷困、通达，也还有兼营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不同。他不。在他看来，时，没有不可为的；为，也没有不能到达极致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在其位，可以行其言。用了我的话，功利就施于天下了，何必一定要亲自在位推行实施，才算有为？如果连话也不用我的，还归罪于我，叫我吃尽苦头，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为什么？它也是对于自己学说的一种逆向张扬呵！

既是这样一个捣不破、煮不烂的铜豆子，顺逆都有理由处之泰然，气壮山河，事事都只率意直行，不管不顾，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也就毫不奇怪了。先前，仁宗宠爱尚美人、杨美人，他写信刺得仁宗跳天；眼下他在国子监任直讲，目睹仁宗有些改革图新的意思，又按捺不住，要一吐为快了。

这回写的是四言颂诗：《庆历圣德诗》。

开宗明义，说是：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阊阖。躬揽英才，手锄奸孽。跟着，就借用皇帝的口吻，将丞相章得象、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院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及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一一大加褒奖。最后收束，又将皇上退奸进贤的圣德，拢共歌颂了一遍。

仁宗不过刚刚摆开了一点儿架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都是朝中老人，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则刚到新位置，一切都尚未开始，石介的颂诗，也写得太早点儿。而且，锋芒也太露了。

颂诗传到他的老师孙复那儿，孙复一读完就气急败坏，仰天叹道：“什么‘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有这样写诗的吗？守道、守道，我怕你从此不得安宁了！”

范仲淹也特恼火，对韩琦骂道：“这鬼东西要干什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过，暂时什么事都还没有。

那一面，欧阳修他们则真正在不遗余力地廓清战场，扩大战果。

已经罢去的吕夷简，还可能卷土重来，或死灰复燃，首先得将他敲死。

吕夷简授太尉致仕的时候，还有特别礼遇——朔、望及大朝会参朝，准他与中书、门下官员一起排班，还赐官给他的子弟。欧阳修上书皇上，请求罢免。理由自然也很充分：二十多年来，吕夷简隳毁纲纪，坏乱天下，享尽了荣华富贵，现在一拍屁股走了，将一个烂摊子丢给陛下。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早该严惩。皇上宽厚仁慈，优待保全，已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了。是他有负于皇上，不是皇上有无负于他，根本无需再加恩！至于他的子弟，沾老子的光，早已恩典至极。如今边庭多事，在外面辛劳王事的有功之臣，都不能得到额外升赏，再让这些大奸大恶之家的愚呆子弟非分得赏，也太不公平了，请一定罢去无端恩典！

请罢旧恩之外，就是堵死他的干政之路了。

夷简既已致仕，就没有正常渠道说话了。他想了一个新招，不是经常有太医一类人给他看病送药吗，他有奏章，就通过御药局悄悄递上去。

这事也没逃过欧阳修的眼睛，他立马去找皇上：“陛下，听说已经致仕的吕丞相，常常通过御药局呈密折上来，有这事儿吗？”

皇上只问：“你听说什么了？”

“陛下，吕丞相当国二十多年，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现在更神昏智耗，哪里还能再干预国家大事！他自己也早该闭门休养，不问世事。即便真有什么想法，原该光明正大地去政事堂、都堂和大臣们说，这么悄悄地递密折，是要惑乱圣听，绝不是什么好事儿！还有一层也不能不防。丞相自己风瘫昏聩，早不能握笔了。有折子，也一定是别人代劳的。他的子弟都呆傻不肖，难免有人作假，这就非同小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