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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作对，才是有廉有耻吗？”气出尽了，这才将欧阳修的原信，呈给了皇上。

皇上与高司谏同仇敌忾，欧阳修被贬到长江边上的夷陵小县去做县令了。

四个当官的倒了霉，有人却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原来，有个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也很不服气这件事。他磨墨掭笔，写了一首古风，专指这件事，专说这几个人，题目就叫《四贤一不肖》。四贤即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的自然是高若讷了。褒贬虽然不一，笔墨倒也平均：每人都是一段，韵脚各异，自有起讫，绝不厚此薄彼。最后表白心迹：“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明白说明，就是要让朝廷知道。朝廷还不知道呢，诗倒先传入民间了，人们争相传阅。一个头脑灵光的商人看准商机，当即雕刻印刷，公开销售，卖得那叫快！

这么个来法，当然不会没人算账。泗州有个通判上了一本，请求追究蔡襄轻薄朝廷、泄漏朝廷秘密的罪责。而左司谏韩琦，也上了一本，倒打一耙，弹劾这个通判越职言事，希恩讨赏，应该重罚。警戒朋党的朝榜，确有一条禁止越职言事，韩琦算是歪打正着。两方面既各有把柄，只好扯平，通判没受惊动，蔡襄也躲过了一劫。

大宋遗事　第四回（3）

事情虽闹得沸沸扬扬，仁宗皇帝却理直气壮，他有自己的解释：“贬范仲淹，哪里是因为他敢言直谏！朕没接位时，他曾上密书请立皇太弟，这样处理，已经很宽厚了！大臣们不知就里，不少人上书为他说话，这不是乱弹琴吗？应当立即下诏，严加申斥。”

太宗有九个儿子，真宗是老三，除了八大王元俨，其余都于真宗在位期间先后亡故了。仁宗所说的皇太弟，该就是元俨？元俨当年确实最得太宗的宠爱，到二十岁还不让他出宫，人都称他“二十八太保”，可到仁宗接位、太后垂帘，他也早韬光养晦，装疯卖傻，成了死老虎了。尽管如此，这接位大事，躲还来不及呢，谁敢掺和！何况又三番五次一再申斥，谁没事找事去！仁宗的这一招，也能算是釜底抽薪，范仲淹的事终于再没人提了。至于仲淹究竟有没有上密书请立“二十八太保”，当然更没有人问津了。

诸事平静之后，仁宗开始集中精力，抓他心目中最大的一件事了。

什么大事？音乐改革。本来，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礼为第一，乐为第二。音乐能和民心而化天下，与世道人心关系尤为密切。音乐不行，要想天下大治，根本是缘木求鱼。不抓音乐改革，岂不是大大的失策？

这也是有传统的。

五代十国礼崩乐坏，是太祖制礼定乐，使礼乐初具规模。太宗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四弦阮为五弦阮，也都说出了道道：琴由七弦增为九弦，是因为九弦分别代表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九奏克谐而不乱，一切就会井然有序，国家自然就能走向大治。阮由四弦改为五弦，则是因为五弦各自代表水、火、金、木、土，五弦和畅，则预示五材并用而不悖；五材并用不悖，凡事也就顺畅无阻了。真宗虽忙于分封，也没敢懈怠音乐，至少还整顿了太乐、鼓吹两署，淘汰了五十多个滥竽充数的乐工。仁宗再心无大志，也不能忘了祖宗的传统而一无所为呵！何况，他根本就不满太祖粗定的规模，而极想有所更张呢！

他还真找到了一个知音，就是集贤校理李照。李照告诉仁宗：“太祖定乐，用的是王朴的主意。王朴继五代礼崩乐坏之后，根本就不懂古乐；他又胆大妄为，自作主张。他定的音乐，比古代音乐高五律，比教坊音乐也高出二律，根本就不能用。关键是他用的律尺不准。皇上要想音乐归正，请允许微臣重新制定律尺标准，然后再根据新标准重新铸造乐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纠正错误，完全恢复古代的音乐面貌。”

仁宗觉得李照说得在理，再找几个都说是行家的人一问，又没说不对，他就拍板了：要李照组建班子，尽快彻底改造音乐。

李照也确实能干，不久就拿出了新的律尺标准。申报批复之后，就直接交给内侍监督铸铜钟去了。

可铸钟的工人，却在里面捣了鬼。

李照不是要降低音高吗？铸的样钟一出来，声音太低，没法儿跟唱。太常寺的歌手，愁得睡不着觉：跟不上钟磬，唱不出声音，不但砸饭碗，弄不好还要丢掉小命，他们能不担心吗！

他们悄悄找到铸工，送上凑来的份子钱，好歹央求他们：“千万请各位爷们想点办法，将声音略略提高点儿。要不，根本就没法儿唱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