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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忽略这块不起眼的大灰尘片。

休息室的屋顶与地上同样的塌实，时间一久，我们对这屋顶的每一块水泥预制板熟悉到它们哪些能够承受很重的重量，哪些地方最好不要去砸。

我是丁班的班长，有些时候，我一个人会爬上石灰窑的最高层，发现探测线有问题，就要叫躺在休息室里的同事出来放线。我再大的声音喊他们，他们永远也是听不到的。我就在十一层的石灰窑顶层，稍微转一转，通常可以找到一块废弃的铁或者是大半截耐火砖，我就从窑顶上仍下来，沉重物重重地砸在休息室屋顶上，沉闷的声音可以让休息室里的每一个人听到，他们大叫着“不要砸了”，跑到那条落满樟树叶的路上就可以看到我，我在窑顶上用手势来表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石灰窑最底层的四个方向都有一层与休息室屋顶一样的水泥板，只是各自高低大小不一。进出这些屋顶的惟一通道是石灰窑工作场地的各种窗户，每一扇窗户基本上都只剩一个窗户木框，玻璃是没有的，偶尔还可以看见窗户中残留在里面的半跟窗户木条，它直直的垂下。我刚才为了不弄出声响，手才稍稍碰上了它，大部分时候，所有人都会忽略它，好像它是一扇高出地面半个人高的一扇门。

十年了，我经常绕着休息室的四个方向安静地转圈。坐在休息室的屋顶是常有的事情，一座就是一个小时。选择一块稍微突出的水泥，很多次，我选择的几乎就是稍微靠近东边的这块水泥，坐在这里可以看出很远，上班和下班的工人。很多时候就那样坐着，什么也没有想。

与我不远的前面，一株说不上名字的植物从石灰水泥中长了出来，下部的枝叶最多，细细长长地向上生长，一片片石灰叶子，比绿色更招人喜欢，好像这是一株生长石灰叶子的植物。它稀稀疏疏地高出屋顶，摇曳在石灰窑的墙壁不远处，像那些飘扬的石灰。走过去，折一根枝，石灰已经完全像皮肤一样紧紧地吸在叶子上，它们是不会因为剧烈的扯动而掉落的。手上有绿色的汁，湿湿地从断口浸出来。另一截在植物上的断口，没来得及适应用绿色来看这个世界，参差不齐的眼神里表情突兀，甚至是惊讶。

我跳出窗子，噔噔噔地下楼，只要我按下开关，密集的石灰飘起来，马上就会为那株植物完好地包扎好伤口。

我拿着那断枝，踢开休息室的门，大叫着，“同志们，做事啦，做事。”

唐朝晖，作家，策划人，湖南湘乡人，现居北京。《青年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出版有作品集《勾引与抗拒》、《心灵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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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芳　继　父

高克芳

永远也难以忘记，1986年那个秋日的黄昏，一场车祸夺取了父亲的生命，那年，我9岁，妹7岁，弟5岁。

那天，已经晌午了，我和母亲还在地里刨地瓜。我用镰刀把地瓜秧从根部割下来，再拉到地边，母亲便顺着地垄用镢头刨，每刨一下，就有几个圆滚滚的地瓜在地垄里打转儿。

庄户人家就是不容易，春天耕地、播种，夏天锄草、捉虫，到了秋天收地瓜的时候，若赶上个阴雨天，眼看着雪白的地瓜干烂成一滩稀泥，那滋味，比割庄家人的肉还难受。我看看天，阳光又点暗，团团灰色的云彩在天空中飘着，母亲说：“天不太看好，你爹也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咱快点干，要是雨淋了地瓜干，你明年就不用上学了。”

我嘟着嘴，看看近处山坡上那些采野花玩的同伴们，心里盼望着父亲能快点回来，父亲是我们十里八村识字最多的人。听奶奶说，父亲念了十几年书，那课本都要堆半间屋，他考上了大学，可没去成，听说被城里人顶了。父亲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城里来了一些干部，父亲就跟他们回了城，在县中学教书。可后来，母亲生下我，奶奶见是个丫头，就哭了，她想抱孙子，于是母亲就生了妹妹和弟弟，父亲就不去城里教书了，人家都说他是因为计划生育被开除了。

父亲不去城里教书，却去城里卖了牛，买回台拖拉机，红车头、蓝拖斗，一次就拉一座小山似的东西，比用肩挑和牛车可快多了，又省力气。昨天一大早，父亲就开着拖拉机去给人家耕地去了，整个秋天他没闲着，这家请他运东西，那家请他耕地，还有人为了争着请他吵了起来，这样一来，所有的农活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的确太累了，一进秋天，掰玉米、刨花生、种麦子，一套一套的活使她气了来不及喘匀一口。

想着想着，我又不禁埋怨起父亲来，一边还期盼着他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