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鹑说墓适隆�

徐静出国时，孩子刚刚一岁。

备考的豪情，成功的喜悦，一朝变成远行的车票时，那份骨肉分离的痛楚，立刻攫取了她的内心。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年轻的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天从早到晚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固然可以排解深深的思念。可是晚上回到宿舍，一躺在床上，孩子的一颦一笑就马上出现在脑海。

关于孩子的一切消息，成为徐静最大的慰藉：

“那时通讯非常不发达。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邮件。一封信从广州寄到莫斯科，路上要一个月的时间。我的丈夫非常理解我对孩子的思念之情，几乎每周都写一封长长的家信。在信里，他详详细细地描述孩子身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记录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什么时候又长了一颗牙，什么时候开始走路，什么时候开始咿呀学话，什么时候开始学唱儿歌……。每一封来信可都是宝贝。每封信我总要翻来覆去看上不知多少遍，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丈夫是单位的领导成员之一，工作自然非常忙碌，可是还要承担起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的重担。苏联同事对中国学生的长期两地分居大为不解。很多苏联朋友对徐静说：“在我们苏联，如果夫妇一年不见面，肯定会各找各的。你们居然会分居四年！徐静，相信我说的话，你的丈夫不会等你的。他肯定会有别的女人的！”徐静总是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了解我的丈夫。我相信他会等着我。”

第十章　红莓花开（4）

1959年，徐静学成回国了。

当徐静走出车厢，第一眼便看到早就在站台上等候的丈夫。三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

“来，叫妈妈！”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怯怯地从丈夫身后挪了出来。

三年了，孩子从懵懂无知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健壮伶俐的孩童。

突然见到记忆中未曾谋面的妈妈，孩子一下子又兴奋，又紧张。

“妈妈，欢迎您回家！”孩子双手高高举起一束野花。徐静的泪水刹那间喷涌而出，一把将孩子紧紧搂在怀中，在他红润的脸蛋上吻了又吻……

一进家门，儿子马上钻到橱柜里。正当徐静纳闷的时候，孩子双手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小篮子，里面是三个鸡蛋。

孩子快活地说：“妈妈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吃鸡蛋了。这是外婆专门给妈妈留的。”　徐静的泪水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丈夫的每次来信里，总是说家里丰衣足食，国内一片歌舞升平。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国内竟然遇到这么严重的经济困难，家里的日子这么艰难。”

徐静既心酸又无奈，埋怨丈夫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事实真相：“早知道家里连鸡蛋都吃不上了，我随便从苏联带回几盒罐头和黄油，也能给孩子补充些营养呀！”可丈夫回答：“告诉你又能怎样呢？反而会影响你安心学习……。”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徐静老人眼里又一次噙满泪水。

在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浪潮中，有千百个像陈国藩、徐静这样的家庭，承受了夫妻、子女长期分离的煎熬。

和一般家庭相比，那些独自留守在家中的“另一半”，承担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在民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双倍的艰辛和付出。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承诺，海外学子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在学子们的成就与荣耀背后，凝聚着留守伴侣深沉的情感和无私的奉献！

异国情缘

来到苏联的大批中国留学生，如同从东方吹来的清风，轻轻拂过白桦林的树梢。

在苏联姑娘的眼中，中国的小伙子们简直就是完美人格的化身。

他们品质朴实、作风正派、学习刻苦、纪律性强，既不酗酒，也不打架。虽然表面上不那么放得开，可是内心火热。用苏联姑娘的话来讲，“就像暖水瓶一样”。

而苏联姑娘健美的身材、开朗的性格、大方的举止，也同样吸引着中国男孩子们的目光。

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在彼此吸引和碰撞中迸发了爱情的火花。

沈菊生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莫斯科某学院有一位叫刘一平（化名）的研究生，已经完成了全部学业，正在准备论文答辩。一天，他在地铁站看到一位苏联姑娘，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吃力地走出来。刘一平不假思索走上前去，帮姑娘搬运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