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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讲到尾，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做板书和推演。

这种授课方式，一方面要求老师不仅对讲授的内容真正消化贯通，还要不断完善和补充；另一方面，学生没有现成的资料照抄，需要主动从老师传授的内容中捕捉关键的成分。

与此相对应的是，每次下课之前，老师都要布置数量可观的参考读物，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在这些参考读物中，包含了不同作者的各种不同论点，其中有些是和老师讲授的观点相悖，甚至是违反主流意识的。

学生在阅读这些课外读物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教条去遵循，一切需要自己去消化、扬弃、吸收。这种对于不同观点的平等接触，丰富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

苏联高校的学术风气是开放的。

在苏联的大学里，至今保留着一种叫做“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中文译称讨论课）。课前，老师就某一讨论课题布置作业。课堂上，通常以一个学生的主题发言为开端，大家展开讨论。学生们争先恐后、畅所欲言，经常会就某个问题争执起来，火爆的场面层出不穷。

记得我刚进入苏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习明纳尔”的课堂上还不好意思开口，怕说得不好“丢面子”。后来我才体会到，在这种开诚布公的讨论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并不重要，关键是鼓励学生勇于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有条理、有依据地表达出来，在激烈的意见交锋中阐释、完善、捍卫自己的观点。这种日复一日的锻炼，对于学生们培养开放交流的心态和坚持己见的勇气是大有裨益的。

有赖于开放的学术氛围，苏联的大学成为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共存与竞争的舞台。而苏联人直率的性格，又使得不同观点的交锋显得格外尖锐。

第八章　润物无声（2）

许宝文对此深有感触：

“在学校里，经常会有某个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会。会场上，同行，甚至同事间会为某个学术观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争得面红耳赤，丝毫不留情面。这令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庸哲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开始感到不太适应。

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做了成果介绍之后，系里的一位地位很高的权威马上站起来说，‘你讲的东西，在理论上和证明上根本站不住脚。……’不料那位年轻人毫不让步：‘你提的问题实在没有水平。你要我证明的东西，就像要我证明我自己不是一头骆驼一样毫无意义！’这种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对话，让我们听得心惊肉跳。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天后再次见到他们，两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苏联，就学术上的某个问题展开正面交锋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会牵扯到学术以外的其他乌七八糟的事情。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论是真知，还是谬误，都在面对面的褒扬针砭中浮出水面。对科学真理的认知，就是在不断的争论和证明中向前推进的。相反，那种‘和事佬’的作风，才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之高，学术精英群体之雄厚，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学术泰斗并没有深居象牙之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完成自身科研任务之外，还把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

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教育。

众多的博士、教授活跃在大学低年级的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基础课程。在为低年级授课的教员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甚至全苏科学院院士的身影。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方法；他们的大师风范和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科学观、方法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毕业于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的田裕钊＇U27＇教授向我回忆起他所仰慕的一位教授：

“我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由著名的数学家米特罗波尔斯基授课。为了激发学生对概率、概率推理、概率逻辑的兴趣，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研究方法，他把一些男同学编成小组，分别到公共澡堂中，对刚刚洗完澡的男人，基于他制作的统计表，进行全身各要素的测量。除了身高、体重、腰围、手指长度等基本数据外，凡是能够在人体上丈量、可以客观记录的身体器官部分的数值，都要测定登记。学生一代换一代，但这种丈量测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他指导的研究小组，根据概率论中的切比雪夫一般性的大数法则，进行了不间断地统计学分析，饶有趣味地发现了许多“相关”，证明在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