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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洛问：“怎么办？要不要撤退？”

雷宁还有点书生气，说：“得听候组织的意见，稍微等一下。”

哪知他一回专员公署，踏进卧室，保安司令部的科长就光临了。本来是熟人，他却一反常态，推门进来就说：“刚回来？蒋专员请你去谈谈。”门没有关，卧室外的石阶上，还有二三个士兵手握武器，雷宁一看就完全明白了。

雷宁随着他离开专员公署。这位科长带着路，士兵在他的前后挟持着。科长还一股劲儿说宽慰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专员对你很好，谈几句话，放心好了。”雷宁当然明戏，如果真的“很好”，只是想谈几话，还用士兵挟持吗？

穿过昏暗的街道，拐进一条小巷，还有些破砾碎石，不见人家，到了死角，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一推门，登木梯，钻进小阁楼，见到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甘时鸣已经关里面了。这下科长放心了，他客气地告别一声：“让你委屈了。”

变脸是迟早的事（3）

这一夜是大搜捕，继续捕进来的还有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的上官和（文明），和写《总裁祝寿献机歌》的汤光溶，还有在赣州邮政局工作的杨传琦。寄押在白云山习艺工厂。

这不是犯人的劳动场所吗？不是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功绩之一吗？他们参与努力创造的条件，却是作茧自缚！

也就是在这个强民习艺工厂，雷宁所领导的党支部之一——政工队正在这里做教歌工作。雷宁托他们带走了他写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要撤退，要越狱而走。可是由专署派来担任为犯人上文化课的地下党员葛洛，带进了中共江西省委给他们的慰问、鼓励信。江西省委来的指示却是：不准撤退，坚持斗争。根据党的指示，雷宁、甘时鸣、汤光溶、杨传琦、上官和他们五人推定了雷宁、甘时鸣为正副组长。组成了狱中党小组，继续坚持斗争。与此同时，也传来了小蒋对他们五人很关心的信息，要他们写信给他，要求留在赣县工作，由他长期考察监督。可是小蒋又到重庆去了。不久，他们也就被解押到了泰和马家洲集中营。

葛洛是蒋经国亲自请来的，发生此事，他不得不礼送出境，对他又送礼又赠金，让他安全离开江西，到他向往的地方去了。四大秘书也开始被排挤。由政校系来的人执掌专署主要部门。

雷宁的家属找小蒋要人。他亲自接见家属，告诉他们：是不得已而逮捕，还要找机会释放。

1941年5月下旬，四区专署又查封了出售《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的江西书店（在至圣路），要逮捕地下党员经理伍云华。伍云华闻风逃脱，但是书店里的其他地下党员还是被抓走，这个中共地下组织也就被破坏了。

这次查封江西书店和抓人，是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冯琦（CC系，江西中统特务头目）亲自到赣州来执行的，他先找到蒋专员商量，亮出名单，专员同意了，派特务室的人带了军警去协助逮捕，后来把抓到的人送到马家洲去了（江西省中统特务在泰和的集中营）。

不久，四区特务室在杨明的布置之下，派了行动组长蔡百里、侦察组长汤觉吾，带了一帮小特务，前往南门外营角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分会驻赣州办事处”，抓走了人，又破坏了一个中共的地下组织。

1942年，中华正气出版社资料室主任魏晋被捕，特务室要他登报脱党###，魏晋拒绝。后经周百皆竭力营救得以保释。

经过这场变故，许多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失踪了，蒋经国愈来愈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他原来的改革计划也大半随之半途而废。

当时赣南形势不是孤立的，是全国局势变化的缩影。在全国，蒋介石又打起了###的旗帜，由“曲线救国”来代替全面抗战了。

小蒋并不情愿发生这种变化，在这种逆转中他自己都差点不保。这一切，被他后来著文斥作“黑暗的恐怖”，无疑在日机轰炸下母亲罹难的伤口上加了几把盐，令他痛苦万分。由此，他日见脾气暴躁，遇事易怒，使原本就是劳动民众那种棕色的脸，显得黑了许多。他深深感到，“有许多人捏造了许多事实来攻击、来毁谤，并且有计划的派人、派兵到赣州来，（是）要想造成一个蒋经国不得不走的事实”（见蒋经国著《哭王继春之死》）。在江西省参议会上，某些人抛出的一个提案，“要求政府很快的调换专员”（同上文），便是要把他赶走的一个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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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急转弯粉墨登场（1）

在这种全国逆转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