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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不渝地信守着对祖母的承诺，面对唾手可得的诱人财物，竟然丝毫也不动心，分文不取。这在当时那种物欲横流、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的现实社会中，实在是很难得的。

三

父亲一辈子都在“仁义”和“忍让”中生活，很少动怒。不过，一向平和的他，也有例外的时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有两次大的生气。

一次是解放前的一个夏天。在湘潭县烟塘住的时候，我的二哥和三哥放暑假在家，母亲买了两盒牙粉给他们。圆圆的盒子，装璜很漂亮，当时实属罕见之物。那时，一般乡下人，刷牙都用盐或白麻灰，许多人一辈子连牙粉、牙膏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也许是两盒牙粉有些差异，二哥和三哥竟在分牙粉时发生争执，吵起架来。父亲看见了，非常生气。平常，父亲最不愿意看到儿女们不团结，不友爱，他总是和母亲一样经常教导我们：“小时同窝鸟，长大各自飞，以后想聚到一起都难哪！”。而今天，为了这样芝麻大的小事，兄弟间居然没有一点忍让精神，还争斗起来，父亲自然很是气愤，顺手拿起插房门用的木杠子，举起来要打两兄弟，两个哥哥见势不妙，赶忙跑出去，逃之夭夭。

还有一次，那时，我们住在湘潭市三义井，我的弟弟在屋后的小学读二年级。有一天，贪玩的他不愿意上学，父亲知道后，气极了，在父亲的观念中，上学读书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小小年纪就不学好，实在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拿起竹扫帚，像赶鸡一样打着弟弟去上学。幼小尚不懂事的弟弟，只好边哭哭啼啼地背起书包，边用衣袖擦着眼泪，慢吞吞地去了学校。从此以后，弟弟再也没有逃过学，直到无产阶级*前，弟弟顺利地读完了师范大学，成为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中的最后一名大学生，后来弟弟相继在中学、大学任教、授课。至今，他仍忘不了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并用这件事来教育他的儿子。

其实，父亲是极少打骂孩子的，我和二姐就从未遇到过。二姐懂事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仅学习用功，而且十三岁的她，还是当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从小体弱多病，胆小怕事，自认为除了读书外，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即使这样，在湘潭县赵家岭住时，八岁的我，仍然要和二姐一起到山下去挑水，二姐挑大桶，一百多斤重，我挑小桶，大约四丶五十斤。那时父亲疾病缠身，不能干体力活，只有靠我和二姐把水挑上山去，再由母亲从桶中，一瓢一瓢地浇到菜地里。

在赵家岭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贫困的阶段，这段凄凉的时光让我刻骨铭心。

土改后，我们家从烟塘搬迁到赵家岭，青砖灰瓦房变成了土墙茅草屋，原先从家门前的池塘里就可以挑水，现在要到山下小溪中去挑，这些仅仅只是生活条件的变差。对于父母亲来说，更难受的是，精神上又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种被被流放、被鄙视的感觉，深深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家的生活，也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家庭收入少得可怜。当时，大哥、大姐、三哥在部队参军，实行供给制，没有薪水，只有每月三、五元（按现在的人民币值计，下同）的零用费。二哥正在读公费大学。家中还有七口人，年老的外婆，腿有残疾，干不了活；父亲久病，丧失了劳动力；小姑姑神经错乱；弟弟才三岁。家中的农活，全靠母亲、读中学的二姐和读小学的我来承担。哥哥、姐姐将部队发给用来买牙膏、肥皂、卫生纸等日用品的零用钱尽量节省下来，寄回家，共计八、九元钱，这就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日常开销中，除去每年必须缴的学费外，这些钱仅够买点油、盐和部分口粮，为了填饱肚子，只有在煮饭时掺一些干蚕豆、红薯干或芋头来充饥。

当时，我们居住的茅草屋，破旧不堪，泥土墙上的茅草顶棚，年久失修，房子又在赵家岭的山顶上，周围没有任何遮拦，一旦遇到狂风暴雨的天气，简直是大祸临头。尤其是在夜间，狂风一吹，屋顶的茅草，一把一把地被风刮跑，倾刻间，雷电交加，呼啸的大风伴随着倾盆大雨，从屋顶直往里灌，我们害怕得要命，躲来躲去，惊恐万分，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这时的父母亲，却出奇地镇静，他们在无能为力的处境中，默默地坐着，一直守候到天亮。后来，我上初中时，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描写的情景与我家的遭遇很相似，一家老弱病残，面对灾难，无助又无奈的悲凉，几乎是我们家那时的真实写照。

在赵家岭生活时，父亲因为夜间咳嗽、气喘，怕影响我们，自己单独住一间最差的房间。这间房，狭窄矮小，没有窗户，又黑又潮，室内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