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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不相关的二元）立论，或者说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的二元，研究一个可以不牵涉另外一个。这就是说欧洲（西方）的思维模式从轴心时代的柏拉图起就是以“主—客”（即“心—物”或“天—人”）二分立论。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也是在轴心时代就以“天人合一”（即“主客相即不离”）立论。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可以说是《周易》。在1993年于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

礼，交之行述也。

乐，或生或教者也。

书，□□□□者也。

诗，所以会古今之诗是也。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这些竹简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前的东西。从这个记载看，“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说《周易》是研究天道（天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的秩序）会通道理的书。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研究“天”不能不牵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其实在《论语》中也已经透露出这一消息，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虽然没有听到过孔子讲“性与天道”的言论，但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说明当时人对“人性”（人）与“天道”（天）的关系问题十分关注。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人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因为人要生存就离不开“自然界”。所以在中国古代一直都在关注“天人关系”问题。当然对如何处理和看待“天人关系”自古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应顺应自然；有的学者认为应利用“天”来为人服务，“制天命而用之”；有的主张“天人交相胜”；等等。但儒家思想的主流多主张“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可以说其起源很早。我们知道，《周易》本来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易经》记述了这些，所以这就成为“天”、“人”关系的书。后来，出现了对这部书的种种解释，这就是《易传》。特别是其中的《系辞》可以说是对《易经》的一种哲学解释。既然《易经》所要解决的是“天人”关系问题，那么“人”和“天”究竟是个什么关系？《系辞》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它认为：《易经》这部书无所不包，既包含“天道”、“地道”，也包含“人道”，虽然“天道”表现为阴和阳，“地道”表现为“刚”和“柔”，“人道”表现为“仁”和“义”，但是这三者的道理是统一的，都是乾坤的表现。宋儒张载说：“三才两之（三才指‘天’、‘地’、‘人’），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也，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易》把天（地）和人统一起来看，所以天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为什么用“乾”、“坤”来表述“天”、“地”、“人”的统一，这是由于《易传》有个看法，因为“乾”是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坤”是指“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因此，“人”对“天地”（天）负有特殊的责任。“人”应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来担当天地所要求的大任。张载说，“天道”和“人道”从“道理”上说是统一的，如果要知道做人的道理不能不知道“天地”的道理，能知道“天地”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人”（社会）的道理。所以宋儒对“天人合一”思想发挥得更加深刻了，例如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照儒家看，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更不能把“天”、“人”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不能研究其中一个而不牵涉另外一个。朱熹说得更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由天产生的），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一个责任。如果没有“人”如何能体现“天”的活泼气象，如何体现“天”的“自强不息”和“地”的“厚德载物”呢？所以人应该知道“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能分割为二。所以《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知道了“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这样才叫做知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