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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命名，从而使中世纪成为具有批判性的文化概念：“今天，在一般人的头脑里，'中世纪'这一名词臭不可闻，它已经成为反动或者停滞的同义语。因此，如果一个现代改革家想要指责他的保守的对手的思想，他只要把他对手的思想贴上'中世纪'的标记就够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中世纪并非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历史世代，但由于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的主要时代特征的独特性，使其有别于古代与现代，这就是基督教以其国教化及国家化，不仅使基督教神学垄断了思想而成为官方哲学，而且使基督教教会插手了政治而具有统治权力，在基督教从思想到政治的直接影响下，在保障与促进了欧洲文化发展的同时，又妨害与阻碍了欧洲文化的发展，因而这一影响的正面性与负面性之间的对比十分强烈，较之文化发展的评估需要整体性的综合考察，做为个人的观察者往往具有偏于一隅的局限性，因而更容易注意到这一影响的负面性。

同时，随着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时期开始逐渐转向现代文化发展的时期，这一影响的负面性也就越来越凸出，与此同时，这一影响的正面性却越来越消退，因而早在公元1381年英国农民暴动的时候，有人就明确地提出：“亚当躬耕，夏娃纺织之时，孰为士绅？”要求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显然是根据《圣经》之中有关消除贫富，人人平等，并建立人间天国的述说而引申出来的，因而不仅反映出《圣经》的教义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上帝之光已普照大地，而且还表明基督教正统神学的思想控制，与基督教国家教会的政治权威，已经受到了挑战，预示着基督教在随后将要出现的从思想到政治的专制地位的全面衰落，及向着宗教本位的必然复归。

可以说，造成黑暗的中世纪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罗马帝国在分裂的过程中遭到日耳曼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长期采取防卫自保的政策，限制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使文化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而西罗马帝国无力抵挡外来入侵而亡国，新的统治者日耳曼人还处于氏族阶段，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罗马人，于是出现了文化发展的空缺，从而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个是基督教分裂之后出现长期纷争，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以政治手段来操纵与压制不同教派，使东正教沦为御用工具，失去了基督教的宗教独立；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新统治者与天主教达成妥协，教皇国的建立加快了其世俗化的进程，远离了基督教的宗教本位，从而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黄金时代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样，如果从异族入侵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的时间区划，它的起始时间则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476年，而它的终止时间就是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的1453年，在这一时期内，形成了以东正教为标志的拜占庭文化，与以天主教为核心的西欧文化；同时，如果从宗教纷争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的时间区划，它的起始时间就是东西两派教会分裂的公元482年，而它的终止时间则是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公布“联合通谕”的1452年，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为首领的东正教，与以罗马教皇为首领的天主教。

公元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以后，将古希腊殖民地城市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做为罗马帝国的东都，后来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人称新罗马，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疆土大部分在欧洲东部以外的亚洲与非洲，特别是由于有人力、物力、资源充沛的小亚细亚地区为后方，再加上君士坦丁堡三面环水的易守难攻地形，在几乎长达1000年的时期内它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来人侵，这正是造成其文化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这一时期内，被称为“垄断的天堂，特权的天堂，家长式统治的天堂”的拜占庭帝国，将罗马专制政体、希腊文化传统、基督教教会融为一体，形成了全新的拜占庭文化，而以国教面目出现的东正教则成为拜占庭文化的时代标志，一方面是东正教教徒视皇帝为教会的保护者，为帝国而战也是为上帝而战，稳固了帝国的政治根基；一方面是皇帝对于教会的严格控制，在给与教会一定政治特权的同时，又极力对教会事务进行政治干预，这直接影响着东正教的正常发展，从而使其文化发展难以获得新的思想动力，成为东罗马帝国文化发展停滞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早在西罗马帝国亡国之前的公元452年，当有着“上帝之鞭”之称的匈奴首领阿提拉，率领大军直驱罗马城而来的时候，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