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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只是为未来的永生做准备;不列颠的异教徒敌人却认为,应该及时行乐。
安布罗修斯在战场上似乎很早就旗开得胜,他打败并杀死敌军首领亨吉斯特,使萨克逊人及其盟友暂时留在不列颠岛东南端,不敢蠢动。但是不能确定天下是否就此太平,当时究竟发生过哪些事并不清楚,因为罗马的撤军,造成其后数年书面史料匮乏。不过,我们应可相信,撒克逊人曾在南部海岸沿线烧杀劫掠,并侵入不列颠中部,但通常都遇到不列颠人的反抗。
其中一场战役——贝东之役(Battle of Badon)的意义尤为重大。虽然贝东山丘确实地点位于何处,迄今仍有争议,可确定的是,它位于不列颠西部。由于撒克逊人敢远征至该处作战,想必先已联合数个部落共同行动,因此我们或可推断,撒克逊人必然深信,凭他们的凶狠和庞大的阵容,定可深入不列颠据地并赢得胜利,这才大举出动。可是他们错了。根据有关这场战役的一项描述,撒克逊人包围山顶上的不列颠要塞三天后,离开掩体,被不列颠骑兵打得落花流水,兵败如山倒。
亚瑟王(5)
就某一层面来说,贝东之役打得并没有多大意义,它并未阻止撒克逊人占领不列颠,只是拖延了数十年。撒克逊人在这场决定性一役战败后,有四十年未再企图控制不列颠。不过,到了六世纪末,不列颠泰半疆界均成我们所称的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的势力范围。其中的
一个部落——盎格鲁,后来便演变为当今不列颠居民的统称——英国人(English)。
第二章:早年纪录
在国土被侵略者统治,生活方式亦受威胁之时;亚瑟成为不列颠反抗的象征。对他的时代而言,他是位伟大的英雄。贝东之役正足以显现反抗行动的伟大,这场战役暂时抵抗了盎格鲁撒克逊势力,在亚瑟的子民心目中,必定是史上大事。
威尔士僧侣兼历史学者吉尔达斯(Gildas)的著述,可以证明贝东之役的确发生过。他的著作《有关不列颠的毁灭与征服》著于公元五四○年左右,离贝东之役仅数十年。他自称这是本“发牢骚的书”,他经常在感叹的是罗马人撤离后,不列颠人沦落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手的劫难,正是上帝惩罚不列颠人罪恶的明证。他还写到,如果不列颠人不洗心革面,终将走向毁灭。这就是吉尔达斯对贝东之役及战后四十年升平之治的审判。
然而,对研究亚瑟的历史学家来说,吉尔达斯对这些事件的记述颇堪玩味。和后来大多数历史学者不同的是,他并未称亚瑟为贝东之役中不列颠军的指挥官,其实他根本没有把胜利归功于任何领袖。不过,吉尔达斯确曾声明,安布罗修斯率领部属数度征战,终于促成贝东之役。这不啻暗示胜利是安布罗修斯的功劳。
对那些认为亚瑟不仅有其人且意义重要的历史学者来说,吉尔达斯的说法有待商榷。吉尔达斯身为和亚瑟时代最接近的学者,却为何未把贝东之役归功于亚瑟呢?研究吉尔达斯写作的目的,或可找到解释。吉尔达斯的用意并不是要记载历史故事,而是借着训诫激发对旧恶的悔改。因此他的著作只简略探讨当时的人物与大事。此外,由于吉尔达斯希望鞭策读者过简朴并合乎道德的生活,若对亚瑟加诸过多关注,则与其目的不合。在贝东之役与《有关不列颠的毁灭与征服》著述相隔的几十年间,吟游诗人在歌曲中,不断颂赞亚瑟是不列颠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
过了两个世纪,贝东之役的胜利方首度归功于亚瑟。威尔士僧侣兼历史学家内尼厄斯(Nennius)在公元八○○年左右写到,贝东之役是亚瑟多次军事胜利之一。和当时其他的历史学者一样,内尼厄斯从创世纪的历史开始记录,一直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所根据的
是他人的著作,而他似乎相当忠实于他所找到的资料。他引据的史料多半已佚失,只有经内尼厄斯转载的保留了下来。后来的史家在利用资料时,会加以评估编排,以便铺陈特定的目的,内尼厄斯却不然,他显然只想把他所知道的世界历史大事,按他自认为合乎年代的先后次序——记载下来。他对自己的方法有个有趣的总结:“我把所发现的一切事情一网打尽。”
在他的记录中,首次直接提到亚瑟。内尼厄斯写道,亚瑟“和不列颠诸王并肩而战,但他才是战役的领袖。”内尼厄斯共把十二场战役的胜利归功于亚瑟:第一场战役发生在格伦(Glein)河口。其后四场在林尼尔斯(Linnius)区的道格拉斯(Dubglas)河岸。第六场在贝西斯(Basses)河畔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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