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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眉忽然转过身来。我看见，那眼圈也是红的。她几乎是恳求地对我说：“你们就别瞎闹了，好不？”

我摇摇头。

这时候，听见里屋老龚他们在开门，也要出来，梁燕眉赶紧蹲下，继续烧火。我急忙一转身，出了大门。

我们之间一段可能的青春恋情，就这样走到了头。心痛的感觉，就是35年后的今天，还让我忘不了！

就这样在户里窝了两天。第三天，四个人分头行动。

从这天开始，我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背着草绿色的仿军用挎包，揣了一本艾青先生的诗选和一本高尔基散文选，身上带了两块钱，就走上了漫漫长路。我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大致就是向北走，向更加荒凉的地方走。

那时候，钱值钱。两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了。那时坐一趟电车才五分，吃根冰棍儿也是五分，看场电影一毛，买本书三、五毛。手里的两块钱，正经顶一阵儿用了。

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村庄，走在山野里，才发现，夏季的野外真是太美了。树木郁郁葱葱，天格外的蓝，田野也不那么令人恐惧了。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回味着艾青描写他在山间公路上徒步跋涉的诗，感觉到自由真是美呀，但是又让人迷茫。

我从小就羡慕外国小说里的流浪汉，他们破衣烂衫，却能够笑对生活。而我现在，也是在流浪，却一点儿笑不出来。

一路走，一路问地点，朦朦胧胧地把握着方向。我们学校在这边的集体户有不少，我每找到一个，就住下两天，然后再走。这些同学，都是初中的，哪个年级的都有，虽然不熟，一说起来，彼此却都知道。

那年月，知青就是兄弟，去远处的集体户串门儿，一报家门，就可以免费吃住，没有人会收钱。以这种方法，流浪一年都可以。我到了人家地盘上，人家都能热情招待，他们有什么，我就吃什么。晚上他们挤出被子来给我盖。

白天，大家都下了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看书。听见寂静中，窗外有鸡在“咕咕”地叫，一派很祥和的气氛，让人想起了“大革命”前。

我看书看够了，就起身到院子里闲坐，看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一行行的黄瓜、西红柿和茄子苗，都长得绿缨缨的。集体户的房子，跟农家的差不多，都有猪圈、鸡窝、柴火垛，房檐下也挂着干辣椒和蒜辫子。如果不是接受“再教育”，这里的生活，其实挺好的。

我的校友们好像跟当地的“贫下中能”还能和平共处，没有像我们那样尖锐的矛盾。每天去地里劳动，就像以前上课一样。收工后，也不叫累，只是麻木地吃饭、说说话，洗洗，睡觉。

他们距离公路较远，所以认为自己离城市也较远，都爱跟我打听长春的情况。我哪里知道什么新鲜东西，只把道听途说的跟他们讲讲。心想，自己这不成了传教士了？用话来安慰比我更可怜的人。

流浪的日子里，其实一分钱也没花。所到之处，虽没有梁山那样大碗吃肉，但饭是吃得饱的。走的时候打个招呼，也不必特别感谢。淳朴的年代里，人心还是白纸。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的这些校友。那时候，大约有500万我们的“同志”，就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广大乡村。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在过着。而像我一样为了某个念头而流浪的人，却很少。

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情况，比我们还要差，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比我们那里穷。在那些地方，我根本没敢提转户的事情，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穷的地方，除非上面有强制命令，不然哪里的农民都不会同意一下子接收四个知青进来。

我只能一村又一庄地走。想想自己跟高尔基差不多了，在社会这个“我的大学”里，到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慢慢的，走进深山里来了。问一问农家，原来是林胜公社。我心头一喜：我们班，就有一个精英分子集体户在这里。我逢人就问，鍥而不舍，终于打听到了那个户在什么大队，就直奔那儿去了。

暮色中，我终于找到了红石大队我们班的那个户。

这一户，人强马壮，集中了我们班原来所有的班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原我们对立面组织的，除了从我们组织“叛变”过去的小于之外，都是精英。老成、老杨、小陈、小涂，这都是省直机关局处级干部的孩子，家里住小洋房，房间多得让我头晕。大革命前，他们对我还是满友好的，整体上也算教养比较好，虽然有一点点傲气，但不明显。

革命风暴一来，两极分化。他们要保老爹，所以参加了保皇派。那一派，很臭，处处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