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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春惊”，恬不知耻。

女生呢，比我们男生能适应环境，莺莺燕燕，能迷住那些大老爷们儿，没准儿心里都挺得意。来而不往非礼也，她们也乐意跟少壮们聊聊“贫下中能”，扯扯学“大再”，连长春口音都改了。气死个人！集体户内部开会，我们就提出，女生要坚决抵制变相的“性骚扰”，女生们不吃这一套，说，思想不要太肮脏，她们接近贫下中能，没有错儿。你看，我们倒闹个思想肮脏。

那少壮农民，都有点文化水儿，以高小毕业的居多，上衣口袋习惯性地别着一管钢笔，大分头甑亮，上面抹了豆油也说不定。领口上还缝一圈衬领，用白线勾的，花乎哨，以为凭这个就能勾引城里的美眉。他们勾引，也就罢了，又对我们男生一百个不理不睬。平时干活儿，老帮着女生，有时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象征性地帮帮我们。

女生意志薄弱，或者说性意识早熟，见了少壮们有说有笑，对我们一个屋檐下住的同学，反而不咸不淡。

这不是公然挑衅么？我们被激怒了。

那时，李家轩跟街道上的小流氓混，学会了一种黑帮“切口”，也就是黑话。说起来谁也听不懂，学起来挺简单。原理就是，在说话时，把一个汉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在声母后面加一个“ai”，在韵母前面加一个“g”。比如说“妈”字，就要说成“买嘎”；说“爸”字，就要说成“百嘎”。据李家轩讲，这语言叫“哑语”，他一提倡，我们都感到有趣儿，几天就学会了。说起话来滴里嘟噜，完全是外国语，可一点不影响意思的表达。

会了“哑语”，我们就神了，可以当面骂人，被骂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也可在外人面前商量机密，不怕泄露。

再开会，少壮们往女生那儿一凑，我们就用哑语大骂，内容很不文明，这里就不好翻译了。大意是说，发情不能不看场合，或者回家跟自己妹子去干，等等。

少壮们起初很意外，跟女生打听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女生们也不知，就开玩笑说是西班牙语。少壮们知道没好话，尴尬了几天，又厚着脸皮继续“君子好逑”。

这天，少壮派的首领人物庞德海开会时候读报，为了显示有文化，拿着“敦滑”的腔调，抑扬顿错，念得白字连篇，遇到不会的字就蒙。其实这活儿，可以让我们来干。龚本辉是标准男中音，我是过去本派战斗队的广播员，念报纸，都跟中央台的效果差不多。但庞德海非要自己念，这也是一种权力显示吧？——你能，但你没权，所以我就不让你干。

我们都习惯了，就当他放臭屁，我们在底下用哑语说我们的。

那天，夜长，读报时间也长，一张报四个版都读到了。其中有一条当时很罕见的科技新闻，大概意思是说，工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发明了什么新药，能治愈什么疑难杂症。那时候医学上也是扯蛋，开刀不用麻药，硬切。所以这样的新闻也没人信。这庞大学士念着念着，突然蹦出一个词儿来——“吼房”。小迷糊听了，一机灵，高声问：“什么吼房？”龚本辉领悟最快，喊起来：“老庞啊，那是‘乳房’，还‘吼房’！”老庞脸一红，说：“对对，乳房，乳房。”他其实知道这词儿的涵义，但就是念不准，所以又解释了一句，“就是那个，咂咂，老娘们儿的咂咂。”一边说，还一边揪了揪自己的胸脯。

这下，全场笑倒一片。老娘们儿就开骂，大姑娘脸飞红，我们户的女生全低了头，笑得挺兴奋。

我们这样羞辱老庞，他脸皮厚，安之若素。安排活儿时仍旧照顾女生，为掩人耳目，也顺带给我们安排轻活儿。我们以为他和其他少壮都是软蛋，我们这“城市文明”完全可以和乡村文明抗衡抗衡。其实我们错了。睚龇必报，秋后算帐，是中国人的根性，哪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只是老庞比我们有城府，看我们目前还受刘队长的庇护，他隐忍不发而已。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从山里回来，到春节前，是真正农闲。活不多，带干不干。我们的文化生活就很丰富。现在的少壮学者们恐怕又要说，那年头，有什么文化？

当然有，我说的是，苏联文化。

认真地说，我们这一代，跟苏联是没多大关系的。我们懂事时，中苏已经开始掐架，高音喇叭里动不动就要评一评“苏共中央”。苏联文化原本是50年代青年的精神大餐，不是我们的。我们接触它，是因为1969年出现了文化真空。我这里说的文化，是说最基本的流行歌曲。本来，文革中有大量颂歌出现，好听，有激情，取代了文革前的一批老歌。可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一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