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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方面的收益将远远超过生活和商业活动的成本。

经济增长研究是一个很深奥的领域，直到最近，它仍然没有对地点的重要性有足够的重视。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他提出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是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也就是专业化。他用经典的徽章工厂的例子论证了如果10个工人各自专注于他们的某一道工序的工作，将生产比10个工人独立工作多得多的徽章。斯密认识到企业需要通过专业化来更为有效地运作。

25年后，大卫？李嘉图开始创立自己的经济财富理论。在1823年他英年早逝之前，李嘉图简要地提出了比较成本的理念，解决了国家如何从贸易中获益这一基本的经济学难题，而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斯密直至他去世。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资源和生产能力方面比另一国有优势，那么这两国都将从贸易中获益。举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假定A国专长于生产布料，B国专长于生产纽扣。为了相对容易地（低成本地）生产衬衣，这两个国家应该进行贸易。但如果A国拥有绝对优势，既能生产布料又能生产纽扣，而B国只能生产纽扣怎么办？李嘉图认为这种情况下贸易仍然是合理的，因为A国如果集中人力物力去生产B国不能生产的商品，情况会更好。A国集中生产布料获得的利润比它分散一部分人力物力去生产纽扣的利润更多，它可以通过贸易从B国获得纽扣。

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也认为民族国家是基础的经济单元。但到了19世纪晚期，早期的地域理论家们开始对于为什么制造业集中在诸如曼彻斯特和匹兹堡等制造业中心提出新的观点。再晚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了解释为什么公司和行业会聚集在一起的基本理论：获得聚集在一起的经济利益（欲了解关于这一题目的更多讨论请参阅第7章）。。　最好的txt下载网

越聚越大的Superstar（2）

尽管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城市和聚集的本质有了新的洞见，但他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围绕公司和民族国家展开。对于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而言，城市经济增长并无重大影响——它们只是为国家的经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讨论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经济规模增长这一问题时，经济学家仍然会忽略地点的重要性。

直到20世纪中叶，流行的理论认为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将产生更大的经济产出。也就是说，工厂规模越大，机械工具越多，赚钱就越多。

在大萧条和二战后，这些都改变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商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认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创新和企业家，而非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这也导致了他称之为“创新型破坏”的浪潮，它破坏了既有体系并催生了新的公司和行业。他指出改进很重要，但不能低估创造全新事物的价值。在他的晚年，熊彼特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作风发出哀叹，因为他认为官僚作风影响到了公司的研究和实验室的发展，而且将会把发明的渴望和企业家排挤出局，而这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

1957年，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发展了熊彼特的理论。他采用经济计量学工具，严格测算了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6索洛通过他的模型计算出，美国人均经济增长的4/5左右应归功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使得人力和资本的使用更为有效。根据索洛的模型框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长期拥有科技优势，但某些地方可以拥有短期优势。索洛还在论文中说明科技的成果能够自由流动。

新的增长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1980年到1990年间提出来的，新理论对索洛的观点做出了重大调整。发生在“体系外”的创新并不会带来额外的经济增长，财富是由对现有资源自身进行创新而产生的。技术知识不是在系统外产生然后应用到系统上的，而新理论和知识是从内部产生的，这些新理论和知识催生的新技术和新信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用罗默的话来说：

当人们用更为有效的方式重新安排资源时，经济就会增长。经济产出可以用做菜来打比方，为了创造有价值的最终产品，我们根据菜谱将便宜的配料混在一起，人们只能根据配料来做菜。大多数经济中的“做菜”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如果经济增长只是通过做越来越多相同的菜来实现的，那么最终我们会缺乏原材料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