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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倒也同时多了不少赚头。
正当宫学斌如鱼得水一般,在商海的浅水湾试游的时候,他们大队的主管会计宫长林突然遭雷击身亡。党支部书记宫桐升满脸悲伤地找到他说:“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一声霹雳夺走了一条人命。咱大队可不能没有会计啊!党支部商议来商议去,觉得这个空缺只有你补才合适。我说学斌兄弟,会计就是半个当家的人呢,看在全村老少爷们儿的面子上,你就应承了吧!”
事是真事,话又在理,宫学斌不假思索地点头答应下来。就这样,因为一声霹雳,宫学斌当了大队主管会计。在人生命运之途上,他实现了又一次的转折。解放前只有29户人家的东祝家庙村,在“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声中,家家灶上几乎断了炊烟,户户炕上却不尽新的生命。到解放后成立人民公社的当时,已发展到由三个生产小队组成近百户的生产大队。
第二章 不懂春月秋风(3)
虽说近百户的生产大队也难称其为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人每天不同活计的不同定额,不同劳力的不同报酬,都要换算成统一的工分,还有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以及公社之间的往来账、明细账,也都要一笔一笔地记清了。宫学斌初学乍干,常常被弄得脑袋里一盆糨糊,账簿里糨糊一盆。
本来大队有一位叫宫天祥的老资格保管会计,肚子里喝的墨水多,人又十分聪明干练,宫学斌完全可以拜他为师,但他因为自己的出身成分高,不敢越雷池一步,教对了怕人说腐蚀拉拢,教错了更怕说阴谋变天。因此明哲保身为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宫天祥哪里还能称师?躲都躲不及呢。
理解他人的难处,能为而不为,是最聪明的决策。宫学斌抱着账本和算盘,天天到8里外的红土崖村向主管会计老郭求教,有些技能人家教过三回两回,不好意思再问,他就到纪格庄找片区的主管会计李培星,什么“大扒皮”和“小扒皮”的,一遍遍地演示讨教,直到滚瓜烂熟了,才肯撒手。
说实在话,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往来账,并非什么深奥的东西,凭他宫学斌的聪明伶俐,个把月便完全胸有成竹了。只是,账内账容易做,账外账就难了。那时村里常有公社的干部下来指导工作,赶上饭点儿,总得留人家吃顿饭吧?起初,大队实行派饭,一家一户轮流做,会计负责发补贴。但人杂嘴杂,什么动静都有。这个说,那天派到我家的人是个大肚汉,一顿饭两毛补贴根本不够;那个道,派到我家的人是个南方蛮子,光吃大米不吃面,有补贴去哪儿买大米?真是百人百心,众口难调。
虽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事上不了台面,但是传扬出去就会丢了大队的脸面。因此,在宫学斌的提议下,大队腾出两间闲置的草屋,竖个烟囱,垒起锅灶,从村里选个婆娘做饭炒菜,每天算半个工值。这样,既统一了来客的伙食标准,又免去了许多淡油寡盐的口舌。
那时全国大兴水利建设,东祝家庙也不例外,他们从莱阳动力机械厂请来王正师傅和他的几个徒弟,十天半月地连着给大队打机井。忙了累了,有汤有面,晴天雨日,按时按点儿,村里先后打了四眼机井,管饭上百顿,钻井队师傅没得说,大队社员也没得挑。
其实,社员不光没得挑,而且人人还打心眼儿里宾服新上任的红管家哩!谁都知道,一天三顿饭,做饭的人一瓢一勺,量米下锅没个准数;吃饭的人一筷一碗,填到肚里却有饥饱。所以,每顿饭后,剩碗面条多碟菜是常有的事儿。为了不让常有的事儿生事儿,宫学斌把剩下的面条和菜,每次都端出来当街叫卖。一碗面条5分钱,一碟青菜3分钱。然后,再把这钱入在明细账里,白纸黑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春去秋来,四季轮换着,天天衍变着,宫学斌成年累月滚在社员堆里,大家的身心都在一起抽穗,盛开的每一束谷穗最后都低头俯向自已的根部,像一个个深深探究的问号:今年收成怎样,能挣多少工分,一分值多少钱呢?身为大队主管会计,宫学斌感到自己有条件,也有责任早早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不知从哪年哪月起,也不知何许人氏规定,所有大队的会计们不到年关就不刹账决分(刹账即结账,决分就是总决算后的分配),害得许多社员直到过了小年也不能赶个集。不决分,哪儿去弄钱呢?虽然,即使决分也分不到几个钱。
媳妇虽丑,早晚见公婆。宫学斌从这句俚语想开去,虽说一个工分才值几分钱,但社员已经挣下了,早给总比晚给好。于是,在走马上任主管会计的第一年,宫学斌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没等迈进腊月的门坎,就刹账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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