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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东西，将使第二天变得相当难熬。可是九点半睁开眼睛时，我感觉身体并不比往常早上醒来时更差。我想，也许休息不能治病，工作才能。也许写作是能使我完全好起来的办法。我以为格蕾丝经过了星期天那一阵呕吐，星期一会请假，可当我向左一翻身想看看她是否还在睡时，发现她那边的床是空的。我到洗手间找她，不在；又到厨房，发现一张纸条放在桌上。上面写着：我感觉好多了，上班去了。谢谢你昨晚对我那么好，希德，你是亲爱之中最亲爱的，蓝队之中的蓝队。在她的签名下面，最后还附有一行，我差点忘了，我们的透明胶带用完了，我想今晚把给我父亲的生日礼物包扎一下，好让他及时收到。你出去散步的时候可以买上一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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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之夜》8（2）

我知道这只是一点小事情，但这个请求似乎意味着格蕾丝已经完全好了。她在纽约一家大出版社做美术设计，如果她的办公室有一样东西是常备的话，那就是透明胶带。几乎所有美国白领都从办公室偷带东西。许多拿薪水的人习惯性地把钢笔、铅笔、信封、纸夹和橡皮装进口袋，很少人会为这种小偷小摸行为感觉到一丁点良心的刺痛。格蕾丝不是这种人。这不是因为害怕被抓住，而只是因为她从来没想到过要拿走不属于她的东西。不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或是某种自命不凡的洁身自好，或是她儿时的教育教会她在十诫的话面前颤抖，而是因为贼的概念对她来说是个异数，有悖于她关于自己是谁，又该怎样生活的一切直觉。不管她同不同意蓝队这个概念，格蕾丝都可以说是蓝队的一个坚定而恒久的成员。她在纸条里又提到这个话题，让我感动。她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她为星期六晚上出租车里发脾气的事情抱歉，一次谨慎而又很符合她风格的道歉。要面子的格格。吃早饭时我吞下每天必吃的四片药，喝了些咖啡，吃了几片吐司，然后走到大厅的一头，打开书房的门。我想我可以一直写到吃午饭的时候。到那时，我可以出去走走，再到张生的小店看看——不仅仅是买格蕾丝要的透明胶带，而且要买下所有的葡萄牙笔记本。就算不是蓝色的也没关系。黑、红、棕都可以，我希望手边有越多越好。不单为现在，还要为将来储备上一些。而我隔越长的时间去那里，它们被买走的可能性就越大。到那时为止，在蓝色笔记本上的书写给我带来的是纯粹的快乐，一种飞旋、狂躁的成就感。句子从我手里涌流出来，仿佛我是在对着一个声音做听写记录。这个声音用水晶般透彻的语言讲述着梦、噩梦和无所桎梏的思想。

可是，9月20日早上，那可疑的一天的两天后，这个声音忽然沉默了。我翻开笔记本，扫过眼前的页面，发现自己迷糊了。我再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已经把葆恩放进房间，锁上门关掉灯，现在我一点都不知道如何把他弄出来。许多想法来到脑海，可看上去都那么老套、机械和无趣。让尼克困在一个地下防空洞里的想法是那么诱人、可怕而神秘，超越一切理性的解释之外，我不想放弃它，可是我一旦让故事朝那个方向推进，就从原来的写作思路上岔开了。我的主人公不再会重蹈弗利特克拉夫特的老路。哈默特用一个干净利落的喜剧化转折结束了他的寓言，虽然这带有某种必然性，可我觉得他的结尾有点太过巧合，不对我的口味。游荡了几年后，弗利特克拉夫特最后在史伯坎娶了一个年纪比他前妻大一倍的女人。正如山姆·斯贝德对布里吉德·奥肖内西说的，“我想他还不知道自己又很自然地回到他从塔科马刚跳出来的老路上去了。但这是我一直喜欢的那部分。木梁砸下来，他调整了自己；可木梁没有砸到他，他又把自己调整了回去”。俏皮，对称，具有反讽意味——但对我想要讲述的故事来说，这不够强度。我在桌子前坐了一个多小时，手里拿着笔，一个字也没写。也许这就是约翰提到“葡萄牙笔记本的无情”时所指。你在里面飞，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像一个精神超人在蓝天驭风而行，斗篷在身后劈啪作响。接着，没有任何警示，你掉了下来砸在地上。在许多的兴奋和憧憬（我承认，我想过也许我可以把这故事写成小说，借此赚点钱，恢复我在家里的分量）过后，这让你感到沮丧和羞愧，就这么匆匆写就的几十页，居然就引得我以为自己忽然改变了周围的一切。我所成就的只不过是让自己又回了一个角落而已。也许这里有一条出路，但目前我什么都看不到。我那天早晨能看到的只是我那可怜的小人——坐在地下室的黑暗中，等着别人来救他。那天天气很暖和，温度在华氏60度左右，可是有云，我十一点半离开公寓时，雨好像就要下下来了。可我懒得上楼去取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