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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的元朝；这两个时期都是相应的生活上变得娇气，文学风格上变得颓废的时期。上述第一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主张工巧、绮靡、浮艳的四六骈体；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优柔感伤的词曲。人们看到的不是词句的贫乏，而是词句的繁缛、精细与工巧。再没有任何泥土气息，而是颓废、细腻的宫廷脂粉气。人们对字的声韵，像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一样，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在文学艺术批评与贵族生活习惯上也变得更为讲究，更为文雅。

正是在这些时期，绘画和书法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贵族家庭兴起，并将其艺术传统一代代地传了下去。在六朝时，中国文学批评第一次蓬勃发展起来。王羲之，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书法家，出生于一个大贵族家庭，就生活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软弱与耻辱不知什么原因恰与文艺上的精雕细刻相吻合：南部中国在这些时期是由那些连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稳却能写很精美的诗歌的人所统治着。这些既是皇帝又是诗人的统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后主和陈后主。他们都是极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却又是温柔的爱情诗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

然而，也正是在这时期，种族的复生也萌芽了。因为北方征服者仅仅占据着官位，下层人民仍然是汉族。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但他们不仅接受了汉族文化，并且允许他们的民族与汉族自由通婚。宋朝时的全国（满族王朝）也大多为汉族。种族的构成正在起着变化。即使在文化上，这些时期也是外族影响渗入的时期，特别是在第一周期末的佛教印度雕塑，第二周期的蒙古戏曲与音乐。人种混合最明显的影响也许是表现在现代北方人的语言和体格上。他们的语调有了变化，轻辅音也变为浊辅音，身高增加，并有一种快乐质朴的幽默感。正是这种与外来血统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族能够长期生存下来。

文化的稳定性

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历尽周期性的劫难之后，仍能生存下来，而没有像罗马被伦巴底人征服那样被少数民族吞没？这种种族耐力与吸收外族血统的能力究竟来自何方？这些问题还没有回答。只有深入考察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今日的情势。

这种所谓的种族耐力与活力尽管受中国中产阶级退化品质的影响，但还是使中华民族历经政治劫难而生存下来，并吸收了外来民族的血统得以再生。这种耐力与活力，部分是体质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族制度。这种制度有明确的定义和优良的组织系统，使得人们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宗系。这种不朽的社会组织形式，被中国人视为珍宝，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甚至含有一种宗教的意味。向祖先表示崇拜的各种礼仪，更加增强了它的宗教色彩。对这一套东西的意识也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

这样一个组织良好而颇有宗教意味的家族制度，在汉族与其他家族制度意识不强烈的外来民族混合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不开化的部族以及由不同民族的父母所生的混血儿总是急于加入到这样一个家族中，并声称自己是这个不朽家族制度中的一员。设想自己一旦咽气时，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仍旧生活在家族生活的长河中。这种家族制度也是使家族成员生殖繁衍的直接刺激剂。比如为了使林氏家族生存下来，就应该有许许多多林姓的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或许纯粹是因为家族制度的原因，中国人能够将河南的犹太人同化。这些犹太人今天已被彻底汉化。他们不吃猪肉的传统也成了纯粹记忆中的事情了。只有中国人的家族思想，强烈的种族意识才能使犹太人自己的种族意识自惭形秽，归于消亡。从人种学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成就。北部的鞑靼人，其种族意识，种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犹太人。在这仲情况下，中国当地人在同化能力方面显然比外来入侵者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满洲人将永远是中国人，而日本人的企图将会彻底失败：政治秩序可以改变，统治者可以更换，然而，中国家族仍然是中国的家族。

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科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家族制度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种族得以延续；而科举制度则使国家能对人口进行质量上的选择，从而使才能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传。科举制度始于唐代，是建立在中国贵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国话是“将相本无种”。这种制度在汉朝的推举文职人员的制度中已具雏形。公元3～4世纪的魏晋之后，官吏选举制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