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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认的佛教权威，一生对佛教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著述甚丰。面对近年来的“国学热”，季老在《谈国学》一书中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亲自拟定内容选取文章以探讨国学之精，可谓国学大师谈国学之经典版本。###总理特将此书推荐给全国青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季老最著名也最富争议的学术论文集，更是一部国学大作。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季老亲定的自选集是作为青少年普及读物而结集出版的。

季老除了佛学、国学大师外，亦是位教育大家，一生教书育人，誉满天下。进入耄耋之年，季老于病榻之上，还不忘青少年的成长教育。目前，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亿。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有鉴于此，季老提出“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同伴和睦”四句话与当下青少年共勉。这四句话饱含了一位世纪老人对广大青少年的殷切期望和关爱，表达了一位学者、教育家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道出了现代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实质和迫切任务，更是季老本人近一个世纪风雨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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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序＇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著名学者梁衡为选集写跋＇

《季羡林自选集》跋

季羡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又远在其学问之上。我尝问先生：“你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于今天何用？”他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严谨的治学态度发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学问虽专、虽深，然文风晓畅朴实，散文犹美。就是有关佛学、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这些很专的学术论著也深入浅出，条分析缕。虽学富五车，却水深愈静，绝无一丝卖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园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忧国事。常忆季荷池畔红砖小楼，拜访时，品评人事，说到动人处，竟眼含热泪。我曾问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曰：“梁漱冥”。又问再有何人。答曰：“彭德怀。”问其因，只为他们有骨气。联系“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宁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忧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学问之衣钵，自有专业人士接而传之。然治学之志、文章之风、人格之美则应为学术界、全社会、犹其是青少年所学、所重。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于是遂建议于先生全部著作中，选易普及之篇，面对一般读者，编一季文普及读本。适有漆峻泓先生、华艺出版社领导多方促成，于是有此选本问世，庶可体现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