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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英雄条件了——假如我英勇翘翘了的话，因为倒在我身边的战友都是英雄，只是我没有倒下去而已。事到临头，我的反应接近于作战机器，但往往在事后很害怕，一夜夜的冷汗湿透了内衣。我曾经问过爆破教员他究竟怕不怕，他也是说“该死鸟朝上，不死翻过来！那时侯害怕有鸟用！就是找死！”可是他事后怕不怕呢就是没有告诉我。管他呢！反正我事前不怕，因为我不相信我会死——谁会相信呢？

酷秘书送我回去。

摸到了脾气大家就成了好朋友，而且是我先道歉的：那次为了给我车他挨了一顿。他面无表情地说那不怪我，他接到的指示就是满足我的一切需要。而且作为报复，这两个月他已经吸掉了我不少的香烟配额。

如果不是在车上我就要跳起来了，香烟！

他解释说我们派遣人员的香烟配额是不受限制的，他只是利用了我的名义而已，对我没有什么损害，何况“上头都知道。”

甚至连我的香烟都吸了，那上头还要他满足我其他什么愿望呢？他母亲的！地方上就是会贪污！我忿忿不平地说。

你们部队呢？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反唇相讥，并且说了一个故事：

“有个小团长（他斜着眼睛看我一眼，顺便闯了个红灯。哼！）老婆来探亲，小勤务兵，好好好，通讯员通讯员，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忘了买套子——这个你不懂，听着就行了。团长说：到卫生队领一盒去！军医就问了，是大号的是小号的啊？通讯员傻了，不知道哇。想打电话问，电话上不好说，不敢打电话；回去问吧又怕团长等不及，也不敢回去。小勤……通讯员都比较机灵，团长么，一号，应该是大号的！

回去交给团长，团长想坏了！用不得！可是又不好意思讲。团长老婆说，没事没事，当中用缝纫机扎一下，一个套子可以用两次！”

说完他斜着眼睛又看我一眼，独自哈哈大笑起来。

几年后我才有机会报复他。

那时我到国防大学读一个半年制的“快餐班”——熟悉部队生活的朋友又该恭喜我了吧？反正酷秘书知道后坚持要“庆贺一下”。此时某副部长因为什么问题，也许因为经济问题也许因为女人问题、也许既因为经济问题又因为女人问题，总之是下台了。已经当了处长的酷秘书和新头头不知为什么“搞毛了”，也许因为新头头是另一派的。酷秘书在故友重逢的欣喜之余不免带几分憔悴，几杯白的下去后长叹短吁地告诉我打算“动一动。”

“一动不如一静，”我劝他别相信树挪死人挪活那套。但是不能去找新头头吵，即使吵赢了以后也没有顺心日子过；更不能去谈去输诚，即使对方接受了以后也会看不起你，你当没这回事好了，让他自己算算帐，算算搞掉你的得与失——这样他摸不清你的深浅反而不敢动。

我的本意是想让他在新头头手下不死不活地受罪，同时失去调动工作的机会，不料他深深看我一眼：“今天我算是真服了……不愧是美国的心理学博士。”

天哪！鬼才知道我在美国学了什么！

我除了英语是自己考过去的之外，就是背了一大堆心理学的书——反正世界上没人懂得什么是心理学。我的论文包括毕业论文都有“组织上”代劳，我只是记住了教授委员会和什么评议委员会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答案而已。当然，平时我也装摸作样地看一些书，靠自己一点小聪明弄明白司徒老头儿的学术观点，不然岂不真的成了笑话？

老司徒做一些实验，动物的和人的，当然不是把动物或人关到笼子里记录他们如何形成条件反射，动物偶尔关一点，兔子呀老鼠什么的，隔段时间给它们做一次“心电图”“脑电图”——事先还要打报告到什么单位批准，说是怕动物们有意见；人呢是一些志愿者，定期填一些表格，或者他们寄来或者我们这些学生去取，然后整理、归纳、统计，最后输入计算机。总而言之，这样的学习方式极其有利于我的革命工作。

很多人都告诉我：美国是天堂——也许，他们说的是生活水平吧？

但我知道，美国的确是间谍的天堂。

一位前辈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

他走在纽约街头，突然看见了一个绝不愿意看见的人，一个叛变了的前同事。那个人也看见了他，于是拉住他对路过的警察大喊：“他是间谍！他是中共特工！”

前辈站在那里呆住了。

警察把那个人叫到一边问话，然后走过来……对他说：“先生，你要控告他妨碍你的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