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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记忆，’斯托伊切夫说，‘这里有两封信，还不清楚有没有更多的。’他转向管理员，问了个问题。‘是的，’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用保加利亚语把这个印出来了我尽可能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翻译，以便你们做笔记。’于是，他断断续续地为我们译出这两封信。

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我们在从拉奥塔到维恩的大路上已经走了三天。我们已经出了森林，来到开阔的丘陵地带，四面都是起伏绵延的小山。幸运的是，我们在路上没有看到异教徒的踪影。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奇里尔教友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四月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我们离开城市已有几星期，正公开地走在异教徒的领地上。我们看到两座修道院和一座教堂被烧毁，教堂仍在冒烟。我们和出来迎接我们的人们不能多谈，只了解到这些情况。我的大人，如果这封信能送呈您，我希望它能尽快送达。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奇里尔教友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六月“斯托伊切夫译完了，我们一声不吭地坐着。信里没有明显提到一个具体的目的地，没有提到坟墓，没有下葬的情景——我失望极了。

“不过斯托伊切夫似乎毫不气馁。‘有意思，’过了很久，他说。‘你们看，你们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信在时间上肯定是在这两封信之间。在写第一封和第二封信中间，他们穿过瓦拉几亚朝多瑙河走去——地名已经清楚地写出来了。然后是你们那封信，那是奇里尔修士在君士坦丁堡写的，也许他希望从那里把这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送出去。不过他没办法或不敢这样做，我们无从得知。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六月。他们走的是陆路，就像撒迦利亚的《纪事》里所描写的那条路线。实际上，这肯定是同一条路线，因为这是从沙里格莱德进入保加利亚的主要道路。’

“海伦抬起头。‘不过我们能肯定这最后一封信写的是保加利亚吗？’”‘我们不能绝对肯定，’斯托伊切夫承认。‘不过我相信这很有可能。如果他们从沙里格莱德，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出发，进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修道院和教堂在十五世纪末期被焚毁，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保加利亚。’“我忍不住要表达我的沮丧。‘可再没有什么地方提到他们要找的那个修道院在哪里，就算这里就是斯维帝·格奥尔吉。’拉诺夫和我们坐在一起，瞧着他的大拇指。

“‘是的，’斯托伊切夫点点头。‘奇里尔修士在信中肯定没有写下他们的目的地，就像他没有在斯纳戈夫这个名字前加上尤帕里修斯的头衔一样。一旦他们被捕，这些修道院最终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至少被搜查。’”‘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海伦已经作完笔记。‘您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看着斯托伊切夫，这句话也令我印象深刻。他叹了口气。‘这有可能指修道院里的一幅壁画或圣像。很难想象这幅画会是什么样子的。即便我们找到了斯维帝·格奥尔吉，一幅十五世纪的圣像也不大可能仍在那里，尤其是这座修道院至少被焚毁过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它是一个神学的附注，只有院长明白，而我们无法知道；也许指的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个秘密协议。不过我们得记住这句话，因为奇里尔修士把它作为一个标志，表明他们找对了地方。’”我还在失望中挣扎。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原来认为这褪色的封皮中包裹的那些信是我们寻找罗西的最后一把钥匙，至少能帮助我们看懂我希望有用的那几幅地图。

“‘有个更大但奇怪的问题，’斯托伊切夫一只手抚着下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信说，他们寻找的宝贝——也许是沙里格莱德的一种圣物——在保加利亚的一个修道院里，所以他们必须去那里。教授，麻烦您再把那一段念给我听听。’”我抽出伊斯坦布尔的那封信。我们在研究奇里尔修士的其他信件时，我就把它带在身边。‘它说，“……我们要找的东西已经运出城外，放到了保加利亚人被占领土上的一处安全之地。’”‘就是这一段，’斯托伊切夫说，‘问题是——’他那长长的食指敲着身前的桌子——‘比如说，为什么一样圣物要在一四七七年偷运出君士坦丁堡，为什么帕那克拉托斯修道院要在二十四年后把一件幸存的圣物送到保加利亚，为什么这些修士要到君士坦丁堡去寻找这一特别的圣物？’“‘呃，’我提醒他。‘我们从信上知道，土耳其人的近卫军也在寻找同样的圣物，它对苏丹也有某种价值。’”斯托伊切夫思考着。‘不错，不过近卫军是在圣物被安全拿出修道院后才去找它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