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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习惯，他们要是知道了有这么一架机器，至少可以捞点便宜，到时候谁是它真正的发明者就会很有争议了。尽管如此，我一定会多加小心，让他独享荣誉，没有人来同他竞争。

接着我们来到了语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儿讨论如何改进本国的语言。

第一项计划是简化言辞，将多音节词缩成单音词节，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事实上全是名词。

另一项计划则是，无论什么词汇，一概废除。他们坚决主张，不论从健康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简练的角度考虑，这一计划都大有好处，因为大家都清楚，我们每说一个词，或多或少会对肺部有所侵蚀，这样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因此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大家在谈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把表示那具体事情所需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来得更方便吗？本来这一发明肯定早就实现了，百姓们会感到很舒服，对他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可是妇女们联合了俗人和文盲，要求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能有用嘴说话的自由，否则他们就要起来造反。这样的俗人常常就是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许多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人还是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这方法只有一点不便，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很大，种类又很多，那他就必须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身上，除非他有钱，能雇上一两个身强力壮的佣人随侍左右。我就常常看到有两位大学问家，背上的负荷压得他们腰都快断了，就像我们这里的小贩子一样。如果他们在街上相遇，就会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个把钟头，再收起各自的东西，互相帮忙将负荷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谈话时间要是很短，工具往口袋里一放或者朝腋下一夹也就够用了。

如果是在家中，那他就不会感到为难。因为用这种方式交谈的人在房间里准备了谈话时所需的一切东西。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优点：它可以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都能通晓的一种世界性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和器具，一般说来都是相同或是相似的，所以它们的用途也就很容易明白。这样，驻外大使们就是对别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仍然有条件同它们的君王或大臣打交道。

我还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先生用一种我们欧洲人很难想象的方法教他们的学生。命题和证明都用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块薄而脆的饼干上。这饼干学生得空腹吞食下去，以后三天，除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不准吃。饼干消化之后，那颜色就会带着命题走进脑子。不过到现在为止还不见有什么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墨水的成份有错误，另一方面也因为小孩子们顽劣不驯，这么大的药片吃下去总觉得太恶心，所以常常是偷偷地跑到一边，不等药性发作，就朝天把它吐了出来。

他们也不听劝告，不愿像处方上要求的那样等待那么长时间不吃东西。

第六章

再叙科学院——作者提出几项改进的意见，都被荣幸地采纳了。

在政治设计家学院，我受到了冷落。在我看来，教授们已完全失去了理智，那情景一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到悲伤。这些郁郁寡欢的人正在那儿提出他们的构想，想劝说君主根据智慧、才能和德行来选择宠臣；想教大臣们学会考虑公众的利益；想对建立功勋、才能出众、贡献杰出的人作出奖励；想指导君王们把自己真正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础上加以认识；想选拔有资格能胜任的人到有关岗位工作；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一些狂妄而无法实现的怪念头，都是人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这倒使我更加相信起一句老话来：无论事情多么夸张悖理，总有一些哲学家要坚持认为它是真理。

但对于科学院中的这些人说句公道话：我得承认，他们并非完全都是幻想。有一位头脑极其聪明的医生，他似乎对政府的性质和体制完全精通。这位杰出人物非常善于应用自己的学识，他给各种公共行政机关很容易犯的一切弊病和腐化堕落行为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弊病一方面是由于执政者的罪恶或者过失所致，另一方面也因为被统治者无法无天。例如说，所有的作家和理论家都一致认为，人体和政体严格地说是普遍地具有相似性的，那么，人体和政体就都必须保持健康，同时一张处方两者的毛病就都可以治愈，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吗？大家都承认，参议员和大枢密院的官员们常常犯说话噜苏冗长、感情冲动和其他一些毛病；他们的思想毛病不少，不过心病更多；会发生剧烈的痉挛，两手的神经和肌肉会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