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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此,今王芸生君文得其十之###,先生有传人矣。
先生早岁入同盟会为会员,革命大义,不只习闻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认识国民革命为最深,近年未著党籍,然未尝一日不以中国国民党之荣枯盛衰,引为自身之休戚,尝谓今日之吾辈责任,在保障中华民国,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国国民党,欲恢复中国独立尊严与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宜全国协力,国民不能对党冷淡,而党则必须自重。其论释三民主义,见之文字谈论者,谓民族主义之中心在春秋大义,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传统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并,其手段为国防。民权主义之中心在造成中国的彻底民治,其途径为尊重不违国家利益之言论自由,使人人对国事具有负责之自觉,在战时则应绝对尊重国家纪律,而其手段为教育。民生主义之中心在使民众普遍有生活,而在战时应使人人乐意过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则为经济建设。此皆能把握三民主义之最高义谛,同盟会时代之意气与血液,民元以后革命党人之艰危奋斗,贯注于先生之脑筋而凝集为真诚笃实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爱国公识而努力,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洵非涂饰门面者可比。先生尝语余“民国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引为毕生之殊荣,十载艰难,何幸乃有继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国领袖,国民党员如何可以不尽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彻心脾也。
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谊进而为道义之切磋,半年以来,过从谈论尤密切,其论世界局势,论敌情,论战局,论一般政治者,或不必殚述。而其在此次病作以前之两段谈话,宜追纪之以告于同志与青年。
其论国事前途者:谓“千言万语必须巩固国家基础,他事有可商,此义无疑问。中国前途决定有希望,但同时不是无危险。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与道义上负有保障民国之责任,亦有权要求人民以服从战时政令,以巩固国家基础,然负责所以求成功,此为最要义。一切政治经济与国防上之缺点,必须勇于改正,地方利病,人民痛苦,必须敏于发觉,勤于救济。负公务责任者,其身伤欺其责任本同于党员,应自知为公仆,不能再泄沓因循,不能忽略此大义。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原是要国民大家负责,所以实行民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不断改善实际,尤应放在实行民治之口号之先,今日大家应负责不可自己有责不负而卸责于他人,党内之党员如此,党外之国民亦如此。譬如作战,部队位置有前后而任务无分别,同船一命,今日之事,此一语尽之矣,而尤要者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
陈布雷痛悼张季鸾(3)
其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者,谓“今日士流之风气最可注意,而青年训练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极可爱者,但青年界现象亦有极可忧者,青年只要有热情,有才气,有志趣,则幼稚急躁并不足为患,惟浮薄放荡,冷酷颓废,不知自重,流于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则无异国家百年生命之自残,因前者不过是浮面病象,而后者乃是难治之痼疾,凡标新立异,激越以鸣高,其实皆出于贪竞自私,无以自立,故无以自守而自重。国民教育应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为有建国医国共同意志之国民,必须期待每个人有刚健不屈的人格,如此则国家利益所在,即天职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之前途,乃有真实继起负荷者。中国本来有教导做人的极好标准,余以为即在《礼记》之《儒行》篇,有人或以此篇为汉儒伪托,要知即令汉儒所为,但其所提倡刚健特立之儒行,实为我民族二千年前固有精神,中国欲成为世界第一等国家,此必须特别提倡。”先生告余此语时,目炯炯而语音特沉着响朗,如有千万俊伟青年环立其前。越日而《大公报》有“论政治教育”之一文,特别标揭“儒行”,此当为先生最后呕心杰作之一。青年之景仰先生者,不可不重检四月二十六日之《大公报》社评与儒行本文而一读之也。
季鸾先生所给予我之印象太深,嘉言大多,凡他友所已道,兹均略之,谨述其有系于国家民族与教化之大者,泫然书之,而犹不能尽。呜呼!善人逝矣,其精神不死,其立言乘教之苦心。永远不死,奕奕光辉,如在左右,邦人诸友,吾党同志,必有以慰先生九泉之望也。
悼文中,陈布雷对张虽无国民党党籍,但服从蒋介石的评价大体是符合事实的,解放后也有人称张“亲蒋”、“媚蒋”,“《大公报》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等等,但是无可否认,张季鸾是爱国的,对重大事件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例如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因为1919年,张在上海《中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