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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走进卧室的时候,她在浴室里洗澡,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谁也想不出其它更近情理的原因,借以说明雷贝卡为什么要打死一个使她幸福的人。这大概是马孔多始终没有揭穿的唯一秘密。霍·阿卡蒂奥刚刚带上卧室的门,室内就响起了手枪声。门下溢出一股血,穿过客厅,流到街上,沿着凹凸不平的人行道前进,流下石阶,爬上街沿,顺着土耳其人街奔驰,往右一弯,然后朝左一拐,径直踅向布恩蒂亚的房子,在关着的房门下面挤了进去,绕过客厅,贴着墙壁(免得弄脏地毯),穿过起居室,在饭厅的食桌旁边画了条曲线,沿着秋海棠长廊婉蜒行进,悄悄地溜过阿玛兰塔的椅子下面(她正在教奥雷连诺·霍塞学习算术),穿过库房,进了厨房(乌苏娜正在那儿准备打碎三十六只鸡蛋来做面包)。
“我的圣母!”乌苏娜一声惊叫。
于是,她朝着血液流来的方向往回走,想弄清楚血是从哪儿来的:她穿过库房,经过秋海棠长廊(奥雷连诺·霍塞正在那儿大声念:3十3=6,6十3=9),过了饭厅和客厅,沿着街道一直前进,然后往右拐,再向左拐,到了土耳其人街;她一直没有发觉,她是系着围裙、穿着拖鞋走过市镇的;然后,她到了市镇广场,走进她从来没有来过的房子,推开卧室的门,一股火药味呛得她喘不过气来;接着,她瞧见了趴在地板上的儿子,身体压着他已脱掉的长统皮靴;而且她还看见,已经停止流动的一股血,是从他的右耳开始的。在霍·阿卡蒂奥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一点伤痕,无法确定他是被什么武器打死的。让尸体摆脱强烈的火药味,也没办到,虽然先用刷子和肥皂擦了三次,然后又用盐和醋擦,随后又用灰和柠檬汁擦,最后拿一桶碱水把它泡了六个小时。这样反复擦来擦去,皮肤上所刺的奇异花纹就明显地褪色了。他们采取极端的办法——给尸体加上胡椒、茴香和月桂树叶,放在微火上焖了整整一天,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他们才不得不把它慌忙埋掉。死人是密封在特制棺材里的,棺材长二米三十公分,宽一米十公分,内部用铁皮加固,并且拿钢质螺钉拧紧。但是尽管如此,送葬队伍在街上行进的时候,还能闻到火药味。尼康诺神父肝脏肿得象个鼓似的,在床上给死者作了祈祷。随后,他们又给坟围了几层砖,在所有的间隙里填满灰渣、锯屑和生石灰,但是许多年里坟墓依然发出火药味,直到香蕉公司的工程师们给坟堆浇上一层钢筋混凝土,棺材刚刚抬出,雷贝卡就闩上房门,与世隔绝了,她穿上了藐视整个世界的“甲胄”,这身“甲胄”是世上的任何诱惑力都穿不透的。她只有一次走上街头,那时她已经是个老妇,穿着一双旧的银色鞋子,戴着一顶小花帽。当时,一个流浪的犹太人经过马孔多,带来了那么酷烈的热浪,以致鸟儿都从窗上的铁丝网钻到屋里,掉到地上死了。雷贝卡活着的时候,人家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那天夜里,当时她用准确的射击打死了一个企图撬她房门的小偷。后来,除了她的女佣人和心腹朋友阿金尼达,谁也没有遇见过她。有个时候,有人说她曾写信给一个主教(她认为他是她的表兄),可是没有听说她收到过回信。镇上的人都把她给忘了。
尽管奥雷连诺上校是凯旋归来的,但是表面的顺利并没有迷惑住他。政府军未经抵抗就放弃了他们的阵地,这就给同情自由党的居民造成胜利的幻觉,这种幻觉虽然是不该消除的,但是起义的人知道真情,奥雷连诺上校则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清楚。他统率了五千多名士兵,控制了沿海两州,但他明白自己被截断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给挤到了海滨,处于十分含糊的政治地位,所以,当他下令修复政府军大炮毁坏的教堂钟楼时,难怪患病的尼康诺神父在床上说:“真是怪事——基督教徒毁掉教堂,共济会员却下令重建。”为了寻求出路,奥雷连诺上校一连几个小时呆在电报室里,跟其他起义部队的指挥官商量,而每次离开电报室,他都越来越相信战争陷入了绝境。每当得到起义者胜利的消息,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告诉人民,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在地图上测度了这些胜利的真实价值之后,却相信他的部队正在深入丛林,而且为了防御疟疾和蚊子,正在朝着与现实相反的方向前进。“咱们正在失去时间,”他向自己的军官们抱怨说。“党内的那些蠢货为自己祈求国会里的席位,咱们还要失去时间。”在他不久以前等待枪决的房间里悬着一个吊铺,每当不眠之夜仰卧铺上时,奥雷连诺上校都往想象那些身穿黑色衣服的法学家——他们如何在冰冷的清晨走出总统的府邸,把大衣领子翻到耳边,搓着双手,窃窃私语,并且躲到昏暗的通宵咖啡馆去,反复推测: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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