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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想回去的也得回去！

这次，地区领导下了狠心并采取了有力措施——工作队、专案组陆续开进平民大队。工作队确定了“抓主要矛盾，擒贼先擒王”的工作策略，找“大队领导”的问题成为办案人员工作的重点。很快，王志义被列入重点侦查对象。其“罪证”是现成的——组织移民成立的平民大队是一个非法的“黑队”，占地抢粮，并制定了十几种制度，是搞资本主义。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绝对只有死路一条。王为此被开除党籍，法院也宣布：成立非法组织，扰乱社会秩序的王志义领刑4年。

犯有“私设刑法，吊打群众罪”的王甲莲、李玉珍也被判刑三年，在莲花寺监狱同他们的大队长王志义一起推了三年矿车。

这次闹返库的几个头目的最后结局是：王守信自迁到了山西临县；李玉珍死在了牢里；王志义、王甲莲刑满释放后被严格管制。王志义隐姓埋名，在澄城县南社村的窑厂当了20多年的砖瓦工，从此两耳不闻厂外事，一心只赚苦力钱。就在他销声匿迹很多年后，人们突然在渭南日报上看到了关于王甲莲的一则消息：**释放犯贼心不死，煽动群众返库制造事端……

李孝玉说：那次跟王甲莲返库的共2000余人。公安机关给王甲莲等人戴上手铐带走后，我们非常震惊，也非常害怕，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

在惶恐的气氛中传来更加令人恐惧的谣言：“政府正在调集部队，马上就要抓人了！”很快，群龙无首的两千多移民惊叫着作鸟兽散。

王甲莲被抓后，专政的震慑吓住了本就是安分守纪且没有胆量，除想种地想返库想有一碗饱饭吃就别无它图的移民。他们在作着这样的比较：安置区的日子虽苦点累点，但人还是自由的，一家人还能厮守在一起互相搀扶着去应对生活的艰难。而镣铐加身的王甲莲等人不但要远离家乡和亲人去坐牢，还要承受着骨肉分离和毫无自由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就会给自己和整个家庭乃至子孙后代都烙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在以专政的方式进行武力震慑的同时，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措施。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在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有的甚至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如此一来，“聚众闹事”的条件基本被消除——至少，想“聚众闹事”已不再那么方便了。

15、“还是给组织留点面子吧……”

专政的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措施使移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维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1974年，渭北久旱无雨，澄城县很多地方基本绝收，地里的野菜被旱死，移民们长年到二十里外去挑水的那些小河沟也完全干枯，饥饿与干渴威胁着已在生死边缘挣扎得筋疲力尽的移民，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又一个生死难关横在了大家面前。

生死关头，移民们自然又想到了回库寻找生路。但十年前当地政府对王志义等人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仍震慑得所有移民都还心有余悸。面对“专政”的镣铐，谁敢站出来领头！

这次站出来领头的是澄城县的三个村党支部书记和为闹返库曾三进三出公安局的移民司令苗福群。

四个男子汉身份不同，信仰各异，但“以死救民”之心却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马水城，祖籍山东昌邑，解放前逃荒到大荔，是移民中少有的高中生之一，身上集中了孔孟之乡的儒雅和梁山水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气和仗义。移民前系大荔县平民乡北科大队大队长，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赵庄乡新庄村后仍任大队长，即使在条件极其艰难的安置区，马水城也发挥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他带领大家打井解决用水问题，他把山东的药材引进到新庄村，取得了粮食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使该村达到七八毛一个劳动日。但由于当地对移民的排斥使他深受其害，“**”中，马水城被打得休克了七天，但他仍初衷不改，任村支书后继续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可1974年天旱给移民带来的巨大威胁使他不得不走出来

成了闹返库的“头家”。

王胜金，祖籍荷泽鄄城县，也是解放前逃荒逃到大荔平民乡的难民，三门峡工程开始后，从大荔县平民乡迁到澄城义成村。

仪孟军，与王胜金是同乡，移民前住大荔南豫乡村，安迁地是澄城县罗家洼村。王、仪二人都是多年的村支书，也都是心直口快之人。见移民遭灾，二人心急如焚，凑到一起商议如何应对眼下局势时，但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商量出什么好办法，想起乡党马水城是个挺有办法的人，便将其请到了罗家洼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