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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辅。苟持论反于吾之政策者，吾必认为国贼，竭吾力所及以申讨伐，虽殉之以身，亦所不辞。

原文：“解决的方法，社会学者（按此语误，岂有倡民生主义之人，而不知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之分耶？

抑笔记者之陋也。）

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于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国在胶州，荷兰在爪哇，已有实效。中国内地文明，没有进步，地价没有增长，倘若仿行起来，一定容易。兄弟刚才所说，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就是为此。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

现今苛捐，尽数蠲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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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答某报（节录）９４５

民也渐富足了。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漫说中国从前所没有，就欧美日本，虽说富强，究竟人民负担租税，未免太重。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这社会革命的事业，定为文明各国将所取法的了。“

驳曰：嘻嘻！是即孙文新发明之社会革命的政策耶！吾反复十百遍而不解其所谓。请一一诘之。不知孙文所谓定地价的法，将于定地价后而犹准买卖乎，抑不准买卖也？彼既自言为土地国有主义，则此问殆可无庸发，不过费索解已耳。

姑舍是，则不知政府于定地价时随即买收之乎，抑定地价后迟之又久然后买收之乎？若于定地价时随即买收之，既买收后即当不复许买卖。

夫物之不可交换者，即无价格之可言，此经济学之通义也。土地既非卖品，则初时以一千收入者，得强名为值一千，以二千收入者，得强名为值二千耳，而何从有将来价涨至一万赢利八千以归国家之说也？若迟之又久然后买收之，则何必预为定价？其所以预为定价者，恐此地于未买收以前，因买卖频繁而价涨，而将来买收之费将多也。

殊不知既定价之后，则买卖必立时止截，如甲有地定价二千，因交通发达，而乙以四千购诸甲，及政府从乙手买收时，则仍给原定价二千耳，如是则谁肯为乙者。故定价后迟之又久然后买收者，谓以财政所暂不逮而姑为先后，斯可耳。若既定价后，则土地立失其有价值之性质，而断无复涨价至一万赢利八千以归国家之理，又可断言也。如是则国家欲缘此而于财政上得一时之大宗收入，万无是理。

而惟有责效于将来。

将来之效如何，则国家自以地主之资格，征地代（租）于其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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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梁启超文集

彼所谓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最富之国是也。

然收租之率，将依买收时之价值而勒定之乎，抑比例交通发达之程度随时而消长之乎？如勒定之，则有昔沃土而后为荒村，昔瘠壤而后为闹市者，亘古不变，安得谓平。此于国计民生，两无利益，殆非必彼之所取也。如随时而消长之，则将以何为消长之标准耶？吾为彼计，厥有二法：一曰国家自估价者。如此地当买收时，值价一千，其地主岁收租一百，今估量交通发达之后，此地应值价一万，则国家岁收租一千，此一法也。然官吏能无舞弊以厉民否耶？民能服官吏所估之价与否耶？夫现在各国之收地租，大率以地价为标准，如日本所谓土地台帐法是也。政府略勘定全国之地价，第其高下，而据置之以收租，经若干年，地价既涨，则改正而增收之，所谓地价修正案是也。然必有交换然后有价格，有价格然后可据之为收租之标准，而民无异言。若土地国有后，无复价格之可言，则除估价之外，实无他术，而民之能服与否，则正乃一问题也。

二曰参用竞卖法。国家悬一地以召租，欲租者各出价，价高得焉，此亦一法也。此法最公，民无异言。然豪强兼并，必缘兹而益甚，且其他诸弊，尚有不可胜穷者。要之，无论用何法，谓国缘此得莫大之岁入，可以为财政开一新纪元，则诚有之，若绳以社会主义所谓均少数利益于多数之本旨，则风马牛不相及也。何也？必有资本者乃能向国家租地，其无资本者无立锥如故也；又必有大资本者，乃能租得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