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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有人建议他担任美联邦财政部长一职，而这个职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由大卫来当是再合适不过的，但大卫拒绝了这一建议。还有什么能比银行对大卫的吸引力更大？

面对流言蜚语，大卫似乎也总是能够大度处之。一次，他的儿子对他说：

“爸爸，您处理银行事务轻松自如，而且与银行那些事务有关的消息总逃不过您的耳朵，为什么对那些诽谤您的话，您就要像聋子似的充耳不闻呢？天哪，难道就让那伙人老是在一旁胡说八道，肆意践踏您的名声吗？“大卫哈哈大笑说：“别这么激动，孩子。如果那些制造谣言的人知道你已给气成这副样子，那他们就会得意死了。明天，他会编出十倍的谣言出来。你只要不理睬他们就是了，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们会以与一个洛克菲勒打官司为荣的。而且，人们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吧。如果他们真的想把我看得很高，认为我比总统还有权力，那也不错嘛！“谣言终归是谣言，它在自信的大卫面前没产生任何影响，但大通银行业务上的挫折却给大卫震动不小。大卫的事业看起来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连接起来的。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只遭受过几次战术性的挫折，但没有战略性的失败。“然而，就在他一连串的“　海外战役”取得成功的时候，在自己的阵地上却意外地受到了挫折：大通银行近一个时期经营不利。

1971年～1972年度，几个月之中忽盈忽亏。一位执行人员说：“这是本行历

史上最黑的一年。“好象走了一步错棋，接下来步步都跟着错。年底，亏损

状况持续如旧。而在1972年的头6个月里，大通的盈利率只有1　％，而它的

最大的竞争对手—花旗银行的盈利却增加了16　％。而且，后者的董事会还

预计在将来的盈利每年会增长15％～20　％。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处境？这里面有客观的原因。首先，大通银行的对手花旗银行由一位精明强悍的人物领导；其次，银行业的市场现在有利于花旗银行经营的银行零售业务和海外分行业务；再次，大卫在1968年接任董事长时，进行了彻底改组，大通还没有完全恢复秩序。但是，人们仍然要指责作为大通银行领导人的大卫。当时的大卫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非议。《幸福》杂志用尖刻的语言批评他：“大卫·洛克菲勒是很熟悉本国的银行业务和货币制度的。关键的问题却是，他对大通曼哈顿银行漫不经心。人们恰如其分地把他描绘成一个乘坐装有空调的大轿车到处转悠，关心着这种那种世界问题的人；他只是在思考这些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偶然停顿一下，去做出有关大通银行的决定。一个人不能把时间花在既当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又经营像大通银行那样的银行上，大卫对大通银行人员情绪普遍低落的情况放任不管。“面对这些指责，大卫不是无动于衷。便他表现得极为镇定，仍没有丧失对自己的信心。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从容地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信心。他说：“我在大通银行工作的26年里，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对未来充满信心。“接下来，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大卫觉得他应该换个行长，一个更加坚定的助手，但这事又多少有点因难。现任行长帕特森在大通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是自己的亲密伙伴。他工作勤奋，声誉也很不错，但他不是那种强有力的改革人物，而大卫正缺少的是这种人物。大卫暗地里向一些董事会成员咨询过关于“换马”的意见。许多人保持沉默，只有一位董事说：“保持利润率上升是我们的责任，但首先是你的责任。至于为此该做什么，你有决定权，大卫。“在一个星期三晚上，也就是1972年10月11日，大卫把帕特森请到自己家中，帕特森隐隐感到有些不安。银行的事务陷于低谷，工作没有起色，在这种时候被大卫邀请到家中不会仅仅只是同他一道用餐。大卫亲自在门口将帕待森迎进了屋。他将帕特森引进客厅，热情有余地说：“多长时间没到我这里吃饭了？老伙计，好象我们之间除了银行再很少谈别的了。“帕特森微笑着回答：“因为你没有时间，大卫。如果你对自己再要求严一点的话，你就连打喷嚏的时间都没有了。“大卫的妻子为他们烧了顿简单而又可口的晚餐。三个人在饭桌上谈些轻松愉快的笑话，帕特森的兴致很高。饭后，大卫请帕特森来到书房，要跟他单独呆会儿。

“帕特森，”大卫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对大通的印象如何？呃，我是

说，在大通呆了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帕特森很诧异，“你怎么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