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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觉得这个答复有趣——尤其是当《每日镜报》在竞选伊始就发表了这封信。但马修还是渡过了难关。
理查德来后一个月,戈登·里斯奉调来我这里工作一年。他由电气和公用事业公司来加入了我的专职工作人员的行列,帮助处理新闻等其他许多事务。戈登真是天赐良才,凭着他那从不失效的出色幽默,这位热情奔放的前电视制片人总能让我乐呵呵地同意了我可能会对别人拒绝的事。他的观点是,如要宣传我们的主张,千万不能只看重《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这类大报,而是要同样重视中等畅销的报纸,如《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以及一那才是真正的革命——重视《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此外,他还认为即使是在社论类文章中支持工党的报纸,如果我们真的有意提供给它们有意思的文章,它们也会愿意公正对待我们。他这两个观点都是对的。后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在向传统的非保守党选民传达保守党价值观点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左翼的《星期日镜报》也给我以平等和全面的报道,无论其评论性文章怎样批评我们。戈登定期与报纸编辑们谈话。他还劝我说,他们真正想见到并听取其看法的人是我。于是,后来无论我的日程上安排了什么,只要戈登说我们必须与某位编辑共进午餐,那么这件事便是最优先考虑的事。
戈登所做的另一件事也是极为重要的。每位政治家都得想法子如何为适应媒体而改变自己的举止和形象,如果拒绝让步,听起来可能会颇为勇敢和尊贵,但作为公众人物著持这种态度,极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不想认真地去赢得权力,或更可笑地被认为是缺乏故作谦卑的那种美感。戈登运用他搞电视时的经验,建议我换一种发型和服装以改善给人的印象。“要避免在面颊近旁用大多珠宝。脸上的梭角在镜头中效果好。要注意不要使背景颜色与你的着装产生不和谐之感”。这着实是门学问。
还有我的声音问题。在下院讲话时你的声音得盖过喧闹声才能让人听得见。这对尖嗓门的人就越发困难,因为在提高音量时,你会不由自主地走调。这成了大多数妇女的一个突出的难题。你不得不学会在不出尖声的前提下设计声音。即使是在户外对听众讲话时,我的声音也是自动的高调门,这很容易变得刺耳。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这一点,我也曾刻意降低音调。不幸的结果是,也许听众感觉我的声音有了改善,但我却患上了咽炎——而对经常要向公众讲话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戈登为我找了一位专家,他说首要的是正确的呼吸,然后讲话时不用后嗓而是用口腔的前部。她是位天才,使我获益匪浅,而她对我的问题的那份同情和了解,只有她的那只多病的小猫才能同样得到。不幸的是,那只猫碰巧在我开始上课前得了病,于是不得不把课取消,所幸的是,我也喜欢猫,所以我们完成了全部课程。
有一次戈登带我会见劳伦斯·奥立维尔爵士,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他很客气,说我注视听众时的眼神挺好,这是重要的。还说我的声音恰到好处,这——不必感谢那只猫——在现在可能是对的。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念别人的台词、进入别人设计的角色与发表一篇反映自己观点的讲话和设计自己的个性之间的区别。的确,在我们这次谈话之后,我对政治讲演者与演员之间技术上的异同产生了兴趣。例如,后来有人告诉我,大多数舞台演员宁愿看不到淹没在黑暗中的观众,而愿意听见台下的反映,但我无论在哪一种公共讲坛,总是坚持一定要既能看到又能听到人们对我讲话的反映,这样我就可以加快或放慢语速,或在讲话进行得不顺利时,加进我后来命名的“掌声之句”(即曾经得到众多掌声的语句)。所以即使是在调暗了灯光的大厅里,戈登也总是尽量保证我能在讲话时看到前几排听众。
搞好这一切花去我几个月的时间。但总体说来,这里的一切从未让我不快过。然而,对反对党领袖的真正政治考验还在后头。
第三节 往昔的桎梏
在我的反对党领袖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的公开亮相是从2月21日星期五访问苏格兰开始的。伴随着由一位幽默的风笛手吹奏的一曲“人就是这样”,我在爱丁堡机场一走下飞机,就受到苏格兰式的热情欢迎。所到之处成群的人拥过来看我。我原定漫步爱丁堡市中心的计划不得不整个取消。在王子街附近的圣詹姆斯商店区中心原预计会有数百人,结果3000人拥了进来,可那里只有6名警察在徒劳地试图挡住他们。几位妇女晕倒了,有的人眼含泪水。因为人群挤靠着商店厨窗,此时真有发生悲剧的危险。眼看继续走路不可能了,我只好躲进一家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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