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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仍然脆弱，我要他取得成功。特德·希思曾给我带来够多的麻烦，我不希望也给别人带来类似的麻烦。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发现辞职后我在发表意见时比辞职前甚至更加受约束了。但是，对英国未来的整个方向，甚至对它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发生争议时，凭自己的良心，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所以，虽然我对报道中的政府首脑正在讨论的条约草案疑虑重重，我想应该持建设性的态度，公开陈述我所需要的那种欧洲，同时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之前，让政府尽可能长时间地认为该草案是可行的。

1991年3月，我作了离任以来的、第一次重要的公开讲话——那是在华盛顿，在一次由几位美国思想保守的智囊团成员安排的会议上。我绕开了英国国内政治比较敏感的领域，集中讲了欧洲共同体地缘政治的作用：

一个由单一民族国家组成的民主欧洲能够成为一支主张自由、有事业心和进行公开交易的力量。但是，如果建立的欧洲合众国践踏了这些目标，新欧洲将成为一个提供补贴和执行保护贸易制度的欧洲。

欧洲共同体的确负有政治使命。它要使新的、脆弱的民主国家更加可靠地扎根于自由和西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独裁统治结束后，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一旦民主和自由市场在东欧和中欧生了根，就必须接纳它们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同时，我们必须加强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

当然，在美国提出这些论点特别合适，因为多年来它多少一贯地在推动英国向更为紧密的欧洲一体化靠拢。这一态度是建立在双重幻想的基础上的：首先，它假设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会对美国是友好的，这可减轻其部分防卸负担，或完全免除这一负担。事实上，大多数坚定的欧洲的联邦主义者都很有意识地要脱离美国，建立另一个超级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因为它有着不同的利益，在世界事务中，最终会成为美国的对手。这已经产生了实际效应。欧洲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已引起了大西洋两岸一系列的贸易冲突，即使冷战限制了这种对立。自从美国减少了驻欧洲的部队后，贸易方面的争吵变得更加严重，如美国和欧盟有关关税与关贸总协定的争吵。从1980年的威尼斯中东宣言到共同体对南斯拉夫战争早期的徒劳干预，欧洲共同体的外交政策几乎每一次都旨在把欧洲与美国区分开来，有时特别明显。时间一长，这类争端必将侵蚀一直支持大西洋防御合作的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同情。同时，这些争端是按照联邦主义路线推行统一的欧洲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美国政策制定者作出的第二个错误的假设是，根据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组成的欧洲超级国家，按照美国对民主一词的含义（和按照该词的充分含义），它可能是“民主的”。我在华盛顿的讲话中对这一点作了直接回答。

有些人为欧洲共同体确定的不实际的政治任务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欧洲合众国：在这个欧洲，各个拥有自己活生生民主的民族将会屈从于一个必然是官僚主义的、人为的联邦结构。一个缺少共同语言的共同体不可能有官员们要对其负责的舆论。

由于英国政府当时的态度（至少在言辞上）对欧洲合众国是同样敌视的，用国内的政治术语来说，提出这些论点比对经济与货币联盟进行批评更为容易，因为政府对这一联盟的态度远不明朗。的确，事实已经胜于雄辩。1991年，显然，当时的经济政策主要取决于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比价，而不是考虑国内的货币政策。同时，当时正在利用汇率机制作为走向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工具。这至少与加入联盟时我的意图完全相反。当局就此问题不得不作出的任何说明也没有淡化这一印象。市值调整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实际上，政府的政策是英国应该采取2。25％（正或负）的小差距汇率幅度而不是这时的6％。

然而，我知道，在批评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时，我一定会使自己也受到批评。正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捍卫者所说的，在签署《单一欧洲文件》时，是我放弃了立场，他们只是在“I”上加了一点，在“T”上加了一横。所以，现在正把英国经济驱使到由政治决定汇率这一约束性措施的那些人宣称我无权对这个问题提出批评，因为是我把英国货币带进了汇率机制。我知道我对这两点指责有很好的答复。现在看上去正在呈现出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框架——实际上不能令人满意——与在谈判《单一欧洲文件》时所同意的安排基本不同。当时有人正在利用汇率机制达到某种目的。我不仅反对，而且在政府里明确表示，我永远不会执行这种汇率机制。同样，他们的这些论点也不可能阻止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