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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他居然变得很传统了。不过我们共同的宗教根源使我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谅。托尼当选学生会主席时，我还应邀去参加了庆祝会，他的父亲斯但斯盖特子爵也出席了这次庆祝会。托尼严守新教教规，庆祝会没有准备任何酒。

还有一个辩才，名叫肯尼思·哈里斯。他同爱德华·博伊尔以及托尼·本一道在美国举办了历时数月的巡回示范辩论。后来他在政治新闻界位居高职。我们曾多次会面，特别是在他为我撰写传记的时候。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一名干事，我自然而然地参与了1945年的大选活动。在牛津，我忙于牛津市下院议员昆廷·郝格的竞选活动。此后，我返回格兰瑟姆帮助空军少校沃思竞选，他想战胜并取代当时在位的独立人士丹尼斯·肯德尔。

现在回想起来，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完全应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由于一些神秘而不可抗拒的法则因素，战争总是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和主张加强国家控制的人的地位。我丈夫丹尼斯认为，在军队中，人员的背景各异，而又空前地凑在一起，结果只能导致社会良心的深切苦痛，人们因此要求国家介入并改良社会条件。他是在我们结婚后向我阐述这一观点的。但不管怎么样，保守党在战时的几次大选中普遍表现极差，总的看来，我们的得票率呈下降趋势。当时没有人注意民意测验结果，其实民意测验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如同我指出的那样，敦刻尔克战役后，左翼势力很成功地将绥靖政策全部归咎于保守党，并且用巧妙的手法把丘吉尔同他所领导的党疏远开来。人们忘记了，工党甚至曾经反对鲍德温和张怕伦进行的有限军备建设。

另外、其他因素也在产生影响，应战时局势需要而实行的集中控制经济使许多人养成了一种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思维和心态。众所周知，军队中左翼知识分子们通过军队教育小组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奈杰尔就此曾评论道：“这是唯一的一个在胜利的旗帜下参加大选的军团。”在国内，电台的播音员们诸如J·B·普利斯特利的播音听起来熨贴入耳，实则是沿着左翼的方向作理想主义的解释。诚然，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由于全神贯注于战争的紧迫任务，许多国内政策，尤其是和平日程的制定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联合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手中。丘吉尔本人希望国民政府至少能维持到日本被击败以后，考虑到苏联日见增长的威胁力，也许还要维护更长时间。但是工党另有打算。不难理解，它希望沿袭它的集体主义衣钵。

因此，到了1945年，我们保守党人便面临着两大严重问题，后来局势表明也是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工党在对他们有利的问题上与我们展开争斗，并总是胜我们一筹。大约两年多来，丘吉尔在谈论战后“重建”的问题。作为此项计划的一部分，制定了拉布·巴特勒提出的教育法。此外，我们在我们的竞选宣言承诺执行1944年《就业白皮书》中的所谓“充分就业”政策；一项大规模的建房计划；接受自由党著名社会改革者贝弗里奇勋爵提出的国民保险福利的大部分建议以及一项全面的国民医疗保健计划。另外，我们无法理所当然地获得战争胜利的荣誉（到这时为止这样说对保守党是合适的），更无法去声讨工党的不负责任行为和极端主义做法了，因为艾德礼及其同事们从1940年起就同政府内的保守党人并肩合作。毕竟无论如何，举国上下都为战争做出了努力。

我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坐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公共教室里收听丘吉尔那段著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　竞选广播时的情景，　他的讲话实际上在说社会主义需要“某种盖世太保”来强制执行。当时我想，“他走得大远了”。尽管社会主义和强制之间从逻辑上讲确实有联系，但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这种论调是让人无法信服的。我在牛津的竞选会议上听到过类似论调的政治辩论。我知道它会遇到什么样的驳斥，比如人那么丘吉尔不在的时候，是谁在管理国家？是艾德礼先生。“我发现当时对这种论调的反应正是如此。

回到格兰瑟姆，我成为保守党候选人村级会议的“加温”讲演人之一。那时候，参加公众会议的人比现在要多得多，他们希望他们的钱没有白花。我经常是一个晚上在好几个会上发言。现在回头看看那时当地报纸对我发言的报道，绝大部分内容我仍然是赞同的。比如德国一定要实行非军事化，受到审判。英国要与美国合作，也要和苏联（就不那么现实了）合作。不列颠帝国，这个全世界有史以来各民族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永远不可解体。（这或许也不太现实—但我对不列颠帝国未来的看法在大战胜利后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