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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抬高的社会福利遏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于是他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折中传统政治的“左”、“右”道路，把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活力的市场结合起来。这一主张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的高度认同。而布莱尔也注意到，中国政府从过去僵硬的社会主义理论转向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道路，国家和私营经济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平衡。有意思的是，当年朱镕基总理出访英国时，曾开玩笑地称工党的党魁为“同志”。在社会制度改良方面，双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8年8月，布莱尔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北京奥运会代表一个新纪元，中国的开放进程已不可逆转。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日益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慢慢淡出。权力正向东方移动。布莱尔还告诉我，他的儿子从7　岁起就开始学习中文了。

在历史和社会的演进中，政治的理念在“与时俱进”，宗教与社会的精神需求也在变迁。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盛行日本神道教，人们只在超度亡灵时才想起请和尚。年轻的星云大师，苦苦思索：佛教不应该“出世”，隐身于山林之间，脱离社会，而应该“入世”，为大众服务，让他们在混乱的局势中有所依靠，在灵魂空虚时有所寄托。以佛教服务于人间的平安幸福，他的“人间佛教”的思想渐渐成形。他提出的佛教理念很有人情味儿：每年把僧人的父母接到寺中相聚，免得相互牵挂；他主持佛教婚礼，祝福新人百年好合；举办幼儿园和学校，让孩子们放学后有安全的去处。他的这些主张深深切合了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期人们对信仰的渴望，提供了无常世事间的心灵寄托，又借鉴了基督教教会与社区融合的经验，将佛教的社会功能大大提升。他还引入了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都监会、执行长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民主选举制度让他早早从日常营运中退身，专心于布道弘法。他马不停蹄地绕着地球跑，声称“忙”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修行，让人生有300岁。如今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会在世界各地有200余所道场，9所美术馆，26所图书馆，信众逾百万。我在佛光山采访他时，正值上千名世界各地的佛光会住持们回山述职培训。与我想象中的宗教团体严肃持重的气氛不同，场内笑声不断，各地住持们在分享这一年中遇到的趣事。我远远地站在门口望了望，正准备离开时，被星云大师发现，唤我上前台跟大家说几句。我不禁开起玩笑来：“我这次来佛光山有一重大发现，谁说法师视力不济了，我站在那么老远都被他逮到？”星云大师不紧不慢地说：“我想看的就看得见，不想看的就看不见！”众人大笑。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5）

既出世，也入世，这让星云大师面对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他是政治和尚，不仅因为他的很多弟子是政坛中人，也因为他毫不忌讳地对政治发表意见。面对质疑，他总是说：“政治是坏事吗？它有关民生，我是问政不干政。”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后两次就参选党主席一事请教师父，星云第一次反对，因为那时的对手是宋楚瑜，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第二次正值国民党式微，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所以他支持吴伯雄出山。这一退一进，固然显示了星云的政治智慧，同时也是他对弟子的关爱。因为无私，所以潇洒。他告诉世人：“世上所有的神明，都来自人的想象。土地公也好，财神爷也好，文昌君也罢，都是人们因为自身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信仰不是要求佛为我们做什么，而是增加我们自己行善的力量。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谓自作自受是也。”

领先时代并不一定总被欣赏，受到嘲笑倒像是更容易发生的事。英国的查尔斯王子9　岁就被立为王储，从那时起，他的工作似乎就是等待。因为他的家族拥有长寿基因，他的等待也就显得特别漫长。我认识他是在三年前的一次慈善晚宴上，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友好而害羞的。他的手很宽，骨节粗大，皮肤红红的，有点像农夫的手，这点很出乎我的预料。后来我才知道他特别钟情于乡村生活，常常亲自整理花园，马球等运动也是他的最爱，这些都需要动手。他说过，如果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他宁可做一名农夫。查尔斯王子说：“土壤、树木、动物，都让我着迷。我设立了自己的农场，生产有机食物。我认为重新建立与土地的联系至关重要。我们的孩子不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还以为天生就是干干净净地包装起来的。除非我们重新建立与大自然的联系，否则这个世界的生态平衡就会有大麻烦。”查尔斯王子20　年前就在自己的宫殿里安装了污水处理系统，收集雨水，用花园里植物产生的木屑加热取暖，还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