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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当时南斯拉夫王国的人口约1200万，其中境内的少数民族约有200万人，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吉卜赛人等。又如，1922年罗马尼亚的1650多万居民中，罗马尼亚人只占74％，26％为少数民族，其中匈牙利人占8�4％、犹太人占5％、德意志人占4�3％、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共占3�3％、保加利亚人占2％、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等其他民族占3％〔保〕《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对*的政策》（Проблеми　на　политиката　на　балканските　комунистически　партии　по　националния　въпрос，论文集），索非亚：保加利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129页。。同时，在巴尔干国家间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的民族分布局面，一个民族集中分布或居住在与母国相邻的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土耳其人生活在所有巴尔干国家和塞浦路斯北部，希腊人集中居住在塞浦路斯和阿尔巴尼亚南部，阿尔巴尼亚人集中生活在科索沃和马其顿西北部，匈牙利人分布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奥斯曼和奥匈两个帝国崩溃而出现大量领土和居民变动后，巴尔干各国的少数民族同所在国的主体民族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他们一般还没有完全融入所在国的社会生活，而是同相邻的“母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少数民族（如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等）在一战前都是所在国的掌权者，一战后则反而受所在国主体民族的统治，这就使他们在心理上严重不平衡，产生了不满情绪，甚至策划反对新形成的国家的活动。同时，由于在欧洲列强的干预、操纵下，巴尔干国家的领土一再被划分，造成了巴尔干各国之间普遍存在边界争端和领土纠纷。在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巴尔干各国民族间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愈发显得敏感和具有连锁性与爆炸性。　。。

南斯拉夫联邦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2）

一战结束后，由于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居住地域和国家疆界不一致，因而出现了移民或难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等国都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彼此签订过关于少数民族和边界问题的公约以及交换居民的协定。于是，几十万保加利亚人从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查来到保加利亚；被土耳其驱赶的一百多万希腊人从小亚细亚涌入希腊；几十万土耳其人从巴尔干各地流向安纳托利亚。但是，“交换”居民只能暂时缓解某些矛盾，少数*仍是巴尔干地区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成为这些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纷争之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国家之间的领土又有了一些调整，少数*仍然存在于各国内部和相邻国家之间。南斯拉夫同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和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同希腊，希腊同土耳其，保加利亚同罗马尼亚，以及罗马尼亚同匈牙利等，都对对方境内的少数民族和某些地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争议。它们相互间虽经多次谈判达成有关协议，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在“冷战”年代，在巴尔干地区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单一民族”口号和人为的压制下，少数*虽被暂时搁置，但一些少数民族要求政治上自由、经济上平等和文化上独立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一时期，巴尔干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口普查时都有意让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其中的受教育者在“族属”一栏中填写“社会主义新民族”。这样，除阿尔巴尼亚人、穆斯林和吉卜赛人外，这些国家中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都呈减少趋势。

可以说，直到“冷战”结束，几乎所有巴尔干国家，不管它们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在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上都持双重标准和政策。一方面，对邻国或别国生活在本国境内的异族人实行限制政策，不承认他们是单独的民族共同体，有意或无意地同化他们，剥夺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迫使他们逐渐丧失其民族属性和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对本国生活在邻国或其他国家的“本族同胞”则表示同情和支持，号召他们回到“母国”，甚至煽动他们提出“文化自治”、“民族自治”和“分离主义”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面对多党议会*制的突然到来，巴尔干地区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做好社会变革的动员和准备，这就为民族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