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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梅，你把信给我，我去找春山爷！”

吴希声是大队会计，跟春山爷的关系非同一般。张亮也觉得这个主意不坏，催着雪梅快把家信交给希声。

雪梅抹着眼泪说：“我这一走，我们上海知青队就散伙了。”

张亮横眉立眼道：“嘿，都到这个地步了，还顾得了上海知青队？你还相信‘扎根农村，战天斗地’那一套？”

雪梅不说话了。事已至此，眼前只有这条路。

吴希声把蓝雪梅的家信交给春山爷，说了说情况，春山爷非常同情，满口答应了。但他说招工的事由公社掌握，大队没有指标，但有权推荐，他会立马向公社报告。

第二天，蓝雪梅这封沾满泪痕的家信，已经摊在刘福田的办公桌上。刘福田心里一动，引起高度重视，嗯，蓝雪梅家这么困难，又是我们的阶级姐妹，当然要关心的。我手头正好有个上海国棉厂的招工指标。但招工招干这类事十分敏感，必要的过场总是要走一走的，公社研究研究就马上办。春山爷很是感动，说刘主任，太谢谢你了，请你千万抓紧吧！唉，雪梅她妈躺在床上半死不活哩！刘福田说，放心，这事我比你更着急！

第三天，刘福田立即从公社赶回枫树坪，召集全大队知青开会。那个年代，农村七会八会多的是，知青们能躲则躲，能溜则溜，惟有涉及招工招干的会，都是每会必到，到必坐得整整齐齐，支棱起耳朵听得非常认真的。

刘福田讲了一通全国形势大好之后，才说到那一个招工名额。接着，交待了选拔程序：个人申请，大队推荐，公社审批，等等。最后，又要求大家发扬风格，去者高兴，留者安心，做工务农都是一样干革命么！

散会后，知青们懒懒散散、三三两两地走了，谁都不愿说话，情绪十分沮丧。等啊等啊，等来一个招工名额，摊在二十多人头上，能轮到谁呢？但是，毕竟有了二十几分之一的机会啊，谁心里不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人人都把这种内心的渴望掩饰着，知青楼的气氛还是显得异常沉重而紧张了。

从1969年春天下来插队，一晃，快过去八个年头。当年他们在知青楼前栽下的一排枫树苗，如今已长成撑天大树，难怪那些学生哥和学生妹要长成壮小伙大姑娘，而且也该谈婚论嫁、成家立业了，真让远方的父母愁白了头呀！因此，即使是百分之一的机会，知青们都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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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宿舍，上海知青队三个人就关起门来筹划这件事。

张亮问道：“希声，春山爷那边你都疏通好了？”

希声说：“春山爷二话没说，一定会推荐雪梅的。”

一向总是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蓝雪梅，这回好像是占了大家的便宜似的，心里还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雪梅说：“唉，这怎么好呀？要说困难，你们家也有困难。”

张亮不满地盯着雪梅：“看你看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我们忍心跟你抢这个名额吗？”

希声也掏心掏肺说：“雪梅，你别再谦让了！你妈卧床不起，没有你在身边，日子怎么过？不过张亮，有句话我可得说在前头：你们俩是一对儿，让雪梅先走，是你们俩都同意的，日后可不要说我拆散你们呀！”

张亮说：“你怎么这样啰嗦？走一个算一个，总不能大家都憋死在枫树坪呀！”

“张亮，我在上海等你，一辈子等你！”雪梅心里很难过，说话的声音都发颤了。停了会儿，又把脸转向吴希声，“咳，希声，就是委屈了你！以后你回到上海，我说什么都要给你找个好对象，我有好几个女同学至今还没有主。”

“嘿，回上海，找对象？”希声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这辈子我什么都不敢想了！惟一的愿望，是祈求你们活得比我好！”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都动了感情，六只清澈明净的眼睛里，早就泪水盈盈。

最后，他们又想到一些细节，比如走后门送礼，那是必不可少的。雪梅开头还有些犹豫，说刘福田凶是凶点，人还是正派的，万一碰一鼻子灰，反而把事情弄砸了。张亮就不屑地皱皱鼻子，哼，哼，正派？正派个屌！他就那么三十多块工资，你们没看见他天天抽好烟，那都是“伸手牌”，自己从来不掏腰包。希声也说，如今办个屁大的事，领导都说“研究研究”（烟酒烟酒），没烟没酒，不送点礼，谁会给你研究。雪梅也就同意了，倾其所有，把一点积蓄掏出来，张亮和吴希声也帮衬点钱，买了两条“前门”烟、一